男性包皮环切术的利弊（下）
割礼仪式在西非已经有五千年的历史了。它在中东也有至少三千年的历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和加拿大，包皮环切术被用来代表一种医学文化。到70年代初期，加拿大约有40%的新生儿和美国约有80%的新生儿接受了包皮环切术。1971年，由于美国儿科学会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包皮环切术有益于健康，因此采取了反对对新生儿进行常规包皮环切术的立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种手术在美国的使用率已经下降到60%左右。1989年，美国儿科学会将其立场修改为既不支持也不鼓励包皮环切术，因为有新的证据将非包皮环切术与各种健康风险联系起来（例如，1990年，美国军队医院分娩的儿童手术率超过80%）。目前，全球约有四分之一的男性接受了割礼，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中东、亚洲的穆斯林国家和大部分非洲国家。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
1994年，笔者查阅了一些关于男性包皮环切术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风险关系的流行病学研究资料。当时的30项研究中，有26项是横断面研究，其中18项来自6个报告具有统计显着关系的国家，4项来自4个发现有趋势的国家，4个来自2个发现不相关的国家。另外两项前瞻性和两项生态学研究报告了重要的关系。从那时起，作者从另外11项横断面研究和5项前瞻性研究中确定了这些报告。在11项横断面研究中，1项来自象牙海岸，2项来自印度，3项来自肯尼亚，1项来自卢旺达，3项来自坦桑尼亚，1项来自乌干达。八项研究报告了包皮环切术和HIV感染之间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关系；一个报告了建立关系的趋势；一个报告没有关系；一个人报告说包皮环切术后风险增加。据作者所知，最后一份报告是文献中唯一一份表明男性包皮环切术在控制了各种潜在混杂因素后与HIV感染风险增加相关的报告。
1994年的两项前瞻性研究来自肯尼亚，后来确定的另外五项前瞻性研究分别来自印度、肯尼亚、坦桑尼亚和美国（两项）。其中五项研究发现非包皮环切术与感染HIV的风险之间存在统计学上的显着关系，其余两项研究未发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两项研究均缺乏统计功效，一项是因为包皮环切标本比例低，另一项是因为仅观察到少量HIV血清转化结果。
有人提出，不同的性行为或卫生习惯会混淆包皮环切状态与HIV感染之间的关系。例如，进行宗教割礼仪式的人的性行为与未受割礼的人不同。所以。获得感染的风险可能是由于行为因素而不是包皮环切术。最近发现，乌干达东部和卢旺达不存在这些情况，在这些地方，接受过割礼的男性实际上比未接受割礼的男性有更高的风险行为。此外，在非洲，未受割礼的人口分布更广，因为割礼仪式已经秘密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没有理由推测性行为的分布与未受割礼的人群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