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驴皮公主》里，父亲的乱伦爱欲被解释为由于失去妻子过分悲伤而导致的一时昏乱。这让我想起十年前一部以职场性骚扰为主题的国产电视剧《女人的武器》，最后一集时忽地以心理医生的名义将男主角的骚扰行径归因为“爱情妄想症”——妄想所有女性都青睐自己的心理痼疾；更早一些的《女人不再沉默》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虽然没有明说，但在问题归因上都有这方面的暧昧倾向，即男主角都被剧本或表演诠释为“精神变态”型人物，这就使得原本探讨的严肃的公共议题逃遁为一种偶发性的、难以自主控制的个人疾病，仿佛只有精神病患才会有此种行为，于是，相关反暴力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就被规避、消解了。凡此种种，足可见“经典”性别叙事之强大与社会直面性暴力之艰难。
在玛丽安·考克斯对灰姑娘型故事的收集与分析中，有130则故事的女主人公是被继母与姊妹虐待，96则故事则写到父亲爱欲的胡搅蛮缠。这个数字差别比很多人预想的小得多，但我们记住更多的仍然是来自女性的嫉妒与互相伤害——这也是相当不公的一笔夸张，生活中许多嫉妒心理并不会必然导致违法犯罪行为，但童话里女性的嫉妒却一定会生成恶行；与男性嫉妒恶行往往靠致命一击了事不同的是，女性恶行会被延长其折磨的时间、聚焦细节和恐怖的氛围，让人久久难忘。
我无意在这篇文章里再借精神分析视角展开批评民间童话里的性别叙事，这确实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我宁愿再花最后一点时间讲讲在对抗根深蒂固的文体传统时，那些不走后现代解构路线（此类书写颠覆意识较为自觉和显著，有机会大可专文解析）的女作家们在有意无意之间展现出来的对女性的善意，这本身也是对民间童话深信不疑的女性嫉妒互害印象的反击。
《灰姑娘》实拍图。
就在这部马西娅·布朗重述的绘本《灰姑娘》里，我注意到，布朗虽然在文字部分保留了佩罗对继母的设定，却在画面里作了变动。最显著之处是继母形象从头到尾都没有在画面里出现过，这就导致读完整个故事后我们对恶毒继母的印象模糊浅淡很多，而漫画风格的诙谐性也让两个姐姐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柔化了。
布朗似乎意图让读者形成这两个姑娘本性不坏、只是三观尚未成型前跟着母亲胡来的印象。她们更像是两个同理心未建立的没心没肺的孩子，直到灰姑娘最后圣光普照地原谅她们的一刻，她们终于灵台清明地顿悟和成人了，有了区别于母亲的自我意识。
同样，考察中国民间童话的整理和重述史会发现，女作家创作的故事确实更常对女性人物带着与传统脚本中不同的显著善意。这其中的早期代表是葛翠琳，在她对《少女与蛇郞》的重述里，坏继母不是传统脚本中毫无来由的坏，或出于对同性美貌的嫉妒。
文本声称她是“为亲女儿能过上好日子”，这就相对淡化了传统脚本偏爱聚焦或有意强调的女性内部的恶意和斗争，减轻了女性不得不为靠近男权社会制定的虚无的“模范”女性形象标准而争相自我性客体化的暗示力，将性别的压力部分转换成了财产和经济的压力；《雪梨树》里香姑寻夫是直接遭遇了变心的男主人公，不再是公主出面以诡计阻碍“原配”见面，香姑的坏姐姐们也远不像灰姑娘的两个姐姐般刻薄，她们为了女主角的安全还主动提出把自己得到的财宝分一半给妹妹。
《中国故事》，一苇/著，萧翱子/绘，千寻Neverend | 晨光出版社，2021年5月。
又如前些年结集出版的一苇的《中国故事》。“青蛙儿子”的传统脚本开篇就写了母亲的衰老脆弱，她担忧儿子因贫穷找不到媳妇，叹气哭泣显示了其于问题解决上的无力，而一苇的版本则淡化了母亲的脆弱哀苦；在《云中落绣鞋》的故事后记中，作者写道：“我不喜欢水晶鞋，即使在童话里也不喜欢。我不能想象有朝一日我要穿上水晶鞋子跳舞，视觉绚丽悦目，脚下坚硬冰凉……我爱绣花鞋，布质的柔软温暖，绣娘名匠刺绣的梅花……人都想要找到合脚的那双鞋子，爱情、婚姻都如此理。”
一苇在这里表现出了非常朴素的对同性的善意，这正是身体经验带给她的体贴，她在对传统童话文本的筛选和重述中加入了女性感知世界的维度，又通过童话后的主动阐释（假如我们把童话和每篇童话后的“作者记”看作一个完整的文本），将“鞋子”从男权社会审美标尺的外化物转换成了女性自己的愉悦和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