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是先哲对不公正环境怀抱愤懑和嘲讽，以及对窃钩者遭受过苛惩罚怀有同情与不满。我们承认人类目前尚未能进入法治完善、社会公正完全得以保障的时代，个体难以撼动结构，弱者为求生存只好自己制造“过墙梯”。
《弱者的武器》，[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郑广怀 / 张敏 / 何江穗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4月。
政治学和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农村生活观察两年后，写就后来的人文社科经典《弱者的武器》一书，他指出偷懒耍滑、流言蜚语、在村里散布谣言乃至偷盗、纵火这些表面上看起来非常不光彩甚至于不合法的行为实际上都是弱者的武器。
它们看起来不像印象中的左翼革命或农民起义那样具有公开性、规模组织性和政治意味，但它们才是更普遍、持续的民众用以自卫和抗争的方式。天长日久、蚁穴溃堤，这些不起眼而泛政治的反应模式对结构的损耗是真实存在、不可小觑的，却也是宏大坚硬和理想主义的革命思维、革命叙事总是有意无意忽视的。
长久以来，不论是学者或大众都未能给予这些抗争模式应有的注意和评价，而文艺作品却再次发挥了它们敏感和包容的特长，将民间这种不甚光彩的狡黠智慧及其背后所涉的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对与权力之兽斗争时“最后的呐喊”以各种形式纳入代代流传的故事之中。
从舍伍德森林的侠盗罗宾汉、到妙计越狱的亚森·罗平再到戏耍东京警视厅的怪盗基德，无一不坐拥大批忠实拥趸；我们乐于看莫泊桑塑造的“快乐的死刑犯”、哈谢克笔下“忠实的好兵帅克”无休止地给政客们增添麻烦——事实上，《弱者的武器》里，斯科特正是把农民的日常抗衡比作“好兵帅克式的阶级斗争”；儿童文学里亦然，我们为“一下打死七个”的吹牛大王小裁缝可能要穿帮而担忧，选择性地记住了那个灰姑娘姐姐不得善终的结局；当代观众对网络剧《毛骗》和电影《教父》的热爱更是早已说明一切，这种对越轨行为的包容甚至津津乐道里包含着的很可能恰是最原始的道德追求：我们不能要求一个走投无路的受困者不反抗。而艺术作品则在人道主义上更高一层，它们容许这些受困者、边缘者在反抗过程中还能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和快乐。如果我们是智慧的，我们应该允许这样的精神后花园存在，否则冉·阿让永远只能是编号24601，世界上永远少一个被救赎的无辜女孩。
即使是《聪明的格特》这样骗子厨娘的童话，我为什么说它在幽默精神之下仍然有“善”的基底呢？不妨做一次身份关系和情节颠倒的假设，我们会发现自己很难想象有这样一个童话故事，它让主人对着帮佣厨娘撒谎，从而偷吃了本用于分享的烤鸡或者一次次偷拿厨娘放在储藏室的薪水，然后挑拨厨娘及其闺蜜的关系令她们老死不相往来甚至反目成仇，最后还成功骗厨娘写下卖身契让她终生白给自己做活——通过对童话人物的身份拆解，我们就能对暗藏其中的道德倾向一目了然了。
我们对这些故事诸多包容和青睐，是因为社会生存经验让我们深知这种骗局得逞和对权贵的天降惩罚叙事已是弱势者“最后的呐喊”，他们要面对的是极端不平衡权力结构带来的极不对等的“交易风险”，有时候童话作者会明写这一点，有时候则未必。
先说“满口胡沁的恶棍们”。小裁缝假如穿帮，他就要人头落地（大多数人会认为他罪不至死，但对这一君主制规则却无可奈何，这正是我们愿意偏帮他的一大心理基点，我们需要意识到作品叙事正是依靠社会伦理层面的诉求引导读者站到了小裁缝的立场上）；两个骗子用并不存在的新装费了老鼻子劲，骗走的财富对国王而言也不过九牛一毛——读者从国王的昏聩中得到的信息是，这些财富、这些税收本来就不大可能“用之于民”、窃国者们长期安享特权却高枕无忧，于是这些破坏者便被视为固若金汤的结构的漏洞、赏善罚恶的化身、“正史的恶棍、平民的英雄”。除此之外，他们还可能承担了“努力的冒险者”“技能精英”的角色想象，他们得偿所愿让普通人对“付出终有报偿的天道公平”能留存最后的希望。这些都是恶棍故事里埋藏的善恶伦理逻辑。
《灰姑娘》实拍图。
再回到《灰姑娘》的宽恕和惩罚之争。佩罗的极端善良在格林看来完全可能是一种“不善”——在这一点对善良的争议认知上，格林的选择更能代表大众的善恶观，这很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们记住更多的是姐姐们受到惩罚而不是她们也得了好报嫁给大公的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