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汰侈之风的狞厉怪诞，魏晋大行一时的嘲戏之风应该是个让人轻松愉快的话题。
先来解释什么是“嘲戏”。嘲戏，指调笑戏谑的行为或言辞，如晋葛洪《抱朴子·疾谬》篇说：“嘲戏之谈，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妇女。”又如曹丕《典论·论文》称：“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用现在的话说，嘲戏就是开玩笑，只不过是有点修辞性和幽默感的玩笑。《世说》有一个门类叫作《排调》。排调，同俳调，即戏弄调笑之意。这个门类，就是专门记载魏晋名士的嘲戏言行的，共有六十五则，在《世说》中占有较大的比例。
其实，嘲戏之风古已有之。有人说，中国人没有幽默感，这话真是大错特错。中国人不仅富有幽默感，而且充满乐观精神和喜剧精神。早期的儒家致力于建立社会秩序，表现出一种“任重而道远”“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但在这种忧患意识的背后，还有一种“德不孤，必有邻”的自信，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敢，以及“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的豁达与乐观。《周易·系辞上》有言：“乐天知命，故不忧。”乐观向上，这是儒家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
如果说，儒家充满“建构”的豪情，那么道家则饱含“解构”的智慧。在老庄的思想里，名教的世界甚至概念的世界常常会显出其原本的荒谬性，于是，一种与乐观精神相辅相成的喜剧精神诞生了。我们在《庄子》这部书里，除了感受到一种漫无涯际的智慧，同时也感受到一种入木三分的幽默，那些精彩绝伦的寓言故事，为我们打开了生命的另一扇门，使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极大改变。庄子嘲笑一切权威，包括圣人；庄子解构一切价值，包括仁义道德。总之，庄子其人堪称中国嘲戏精神的远祖，《庄子》其书，也可说是中国幽默文学之滥觞。
司马迁大概也注意到了这种嘲戏精神，在《史记·滑稽列传》中，他为许多地位虽不高，却能以嘲戏精神、诙谐手法劝谏君主、展示才华的滑稽高手树碑立传。不过，通观《史记·滑稽列传》所写的淳于髡[kūn]、优孟、优旃[zhān]、郭舍人、东方朔等人，给我的印象是：这些人物如果放在《世说》中，大多只能入《规箴》，而不能入《排调》。这就牵涉到对“滑稽”一词的解释。根据《史记索隐》的说法：“滑，乱也；稽，同也。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说是若非，言能乱异同也。”司马迁则以为滑稽的功用在于：“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关于“滑稽”的解释，另有崔浩云：“滑音骨。滑稽，流酒器也。转注吐酒，终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词不穷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杨雄《酒赋》云‘鸱夷滑稽，腹大如壶，尽日盛酒，人复藉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犹俳谐也。滑读如字，稽音计也。言谐语滑利，其知计疾出，故云滑稽。”亦可参看。也就是说，这些能言善辩的滑稽诙谐之人，最适宜在皇帝或君主身边充当言官或谏臣，在关系国家存亡或个人生死的关键时刻，他们常常能够用“三寸不烂之舌”，颠倒乾坤，力挽狂澜。
事实证明，这个推断是有道理的，《世说》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证据：
汉武帝乳母尝于外犯事，帝欲申宪，乳母求救东方朔。朔曰：“此非唇舌所争，尔必望济者，将去时，但当屡顾帝，慎勿言！此或可万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侧，因谓曰：“汝痴耳！帝岂复忆汝乳哺时恩邪！”帝虽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恋，乃凄然愍之，即敕免罪。（《规箴》1)
但这个记载是有问题的。根据《史记·滑稽列传》，此事应是郭舍人所为，而非东方朔。为什么要张冠李戴呢？王世懋认为：“本郭舍人事，附会东方生以为奇。”一句话，因为东方朔比郭舍人名气更大！但无论是郭舍人，还是东方朔，故事的内核没有改变，而这两个滑稽人物在《世说》中却被放进了《规箴》篇。
这说明，“滑稽”和“嘲戏”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滑稽”一般带有“解纷”“劝善”或“规箴”的功利目的，而“嘲戏”和“排调”则显然充满了自得其乐的娱乐精神，从“滑稽”到“嘲戏”，体现了从秦汉到魏晋士人的群体人格，发生了从附庸人格到独立人格的转变。不过，在现代汉语的体系中，滑稽渐渐成为嘲戏和搞笑的同义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