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接受者，一些人认为当分配给自己的方案少于30％时，倾向于拒绝，这里是考虑到精神成本的问题。由于分配给自己的方案少于30％，一些人会感觉受到不公平对待，必然会有一种精神损失，若这种精神损失大于相应的物质收益，理性的选择必然是拒绝其物质收益，因为若接受，必然导致总收益为负值。
同时，在最后通牒博弈中，我们也看到，从群体角度看，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资源配置结果与权利的初始界定（分配比例）是有密切关系的，并不是没有关系，其中权利的初始界定一定要考虑公平因素。若不公平，会引起不同程度的社会对抗。对一个人而言，若当不公平所导致的负效用大于一个人生命的正效用时，这个人甚至可能会用牺牲生命的方式来捍卫公平，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引发个体暴力事件。对社会而言，若当社会不公平导致社会大部分人的总效用为负值时，可能会引发社会骚乱甚至导致社会革命。另外，从最后通牒整个群体博弈过程看，分配方案越公平，会有越多人接受分配方案，最终越有利于实现整个群体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总和的最大化。所以，从社会角度看，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对每个个体的初始权利界定越公平，最终自愿交易导致社会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会越高。
至于对于科斯定理第二种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情况，权利的初始界定，更应考虑公平问题。因为若交易成本不为零，在以后的市场运行过程中，不公平的初始权利界定，最终会导致社会运行陷入更大范围的不均衡。第一，不公平会进一步导致政治的不均衡。政治可能会被强势群体所左右。第二，不公平会进一步导致财富不均衡。财富不均衡，会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第三，会导致人文精神进一步不均衡。不公平的社会，人文精神也会陷入失衡之中。因为不公平，会让人们充满怨气，时间一久，人们的怨气会化为邪气，邪气泛滥，社会必然堕落。另外，财富不均衡的社会，穷人为了尽快跨越财富鸿沟，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就会泛滥，投机冒险行为也会增加。
由此，笔者认为，科斯定理需要重新表述，正确的表述应是：从社会整体角度看，只有公平或满足一定程度公平的初始资源或产权配置，人们的自愿交易才有可能实现社会整体的资源最优配置（注意：这里是指有可能实现最优配置，并非必然是最优配置，因为社会整体的资源配置，还受其它许多因素制约，比如社会大众的理性水平、道德水平、信息不对称等情况，都是重要的制约因素）；从个人局部决策角度看，人们是按照物质成本加精神成本的总和最小化或物质收益加精神收益的总和最大化来考虑资源配置最优的，并不仅仅是只考虑物质成本最小化或物质收益最大化。
另外，由于有些权利是无法有效进行初始界定的，或者无法实现产权明晰，这就需要政府出面解决涉及这些问题的资源配置。政府应在三个方面发挥好职能作用。第一，政府应努力建设公正平等的制度。第二，大力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公共精神，核心是利他精神。对社会发展而言，利他精神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一是社会会更容易建立起公正有效的制度；二是会大大降低制度的运转成本；三有利于降低外部性所导致的社会经济损失；四是有利于促进产权保护；五是有利于消解平等与自由的紧张关系，因为没有公共精神，自由会导致不平等，最终导致自由的异化。如何大力培育公民的利他精神，一是要高度重视教育，要从小抓起，从日常小事抓起。另外，利他精神建设离不开社会精英群体的示范引领作用。社会精英人士的精神状态是社会精神状态的风向标，对社会风气具有关键示范引领作用。第三，高效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所谓公共产品，是私人产品的对称，是指具有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产品。所谓非竞争性，是指一部分人对某一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另一些人对该产品的消费，一些人从这一产品中受益不会影响其他人从这一产品中受益，受益对象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所谓非排他性，是指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能为某个人或某些人所专有，要将一些人排斥在消费过程之外，不让他们享受这一产品的利益是不可能的。对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比如国防、治理环境污染、教育、医疗等，由于市场无法清晰界定产权，从而无法有效解决外部性问题，客观需要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大力介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