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对道德产生原因提出了新看法
笔者认为，首先，从最初起源看，道德的产生应归于理性。也可以说道德本质是理性的一种均衡，或是理性对利益的一种算计均衡。其次，从道德演化角度看，同情心构成道德生长的又一动力。道德建设必须要立足于人的理性计算基础，要以成本---收益为框架，构建道德建设体系。
（四十五）提出了道德建设的四个维度
笔者认为，如何建设道德社会，需要注重四个维度建设。首先，道德建设离不开经济建设维度。经济水平会影响道德水平，主要体现是经济为道德提供物质基础，但不一定是经济水平高就一定道德水平高。但经济水平高，总体会为道德建设提供一个更好的基础。其次，道德建设离不开制度建设维度。什么样的制度对道德建设最有利？答案是公平的制度。抓住公平，就抓住了制度建设的牛鼻子。再次，道德建设离不开文化建设维度。文化建设，尤其要注重培育敬畏意识。这里敬畏既表示一种尊敬，也表示一种畏惧，是尊敬与畏惧的一种混合。第四，道德建设离不开人性维度。要提高道德建设效率，需要道德建设与人性特点有机结合，不然道德教育很难入脑入心。如何与人性特点有机结合，关键是要立足同情心加强道德教育。
（四十六）提出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新范畴
笔者认为，我们把投资、消费、出口比喻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若把经济增长转换为经济发展，则笔者认为，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应为聪明、勤劳、诚信。聪明，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创新提供智力基础。勤劳，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投入提供有效前提。诚信，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人文精神环境。
（四十七）从经济学角度界定了言论自由的边界
从经济学角度看，个人言论自由的最优决策边界是，边际私人收益等于边际私人成本，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效用达到了最大化。但从社会角度看，言论自由的最优决策边界应是，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效用达到了最大化。
越是诚信的社会，言论自由的合理边界越大。
（四十八）提出中国发展需要克服“文化陷阱”
国家发展，可能会面临许多陷阱，如“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而中国发展，面临的最大最深陷阱是“文化陷阱”。其核心是人文精神中的诚信缺乏和不守规矩。
中国发展，如何走出“文化陷阱”，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另外，要走出“文化陷阱”，心不能急，因为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所以，中国的现代化也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不能有任何浪漫和急躁情绪，需要有平常心态，需要有打持久战的精神。
（四十九）提出“中国”名称产生可能与五行观念有关
为什么中国叫“中国”？目前一般的解释是主要从地理位置出发，认为天子所住的“国”（京师）处于中心、中枢地位，所以就产生了“中国”的概念。问题是，如果从地理位置去解释“中国”一词的产生，那么在历史的早期，为什么许多其他国家的名称不叫“中国”？因为在历史的早期，由于交通工具的不发达，以及人们交流的稀少，所以，任何国家的人都可以认为自己处于地理位置的中间的。所以，用地理位置解释“中国”一词的产生，总是感觉有些勉强。对此笔者认为“中国”一词的产生，可能与当时的意识观念尤其是五行观念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