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宋真宗被的决心被调动，率领朝中文武御驾北上。不过在抵近澶渊时，众人惧怕契丹的强盛气势，主张隔着黄河给宋军鼓劲，宋真宗本人也几乎掉了链子。但在寇准、高琼的坚持下，宋真宗不得已渡河，并且登上澶州北城门楼督战。
眼见皇帝亲临前线，宋军士气大振、契丹人则猝不及防：“远近望见御盖，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契丹相视惊愕，不能成列”，集中在澶州附近的大宋军民多达几十万，胜利的天平逐渐向北宋一方倾斜。
随后，寇准获得了前线军事指挥权，他“承制专决、号令明肃”，士卒喜悦，宋军愈战愈勇，没多久射死了辽军大将萧挞览，辽军士气遭受重挫，失去亲人的萧太后等人则痛哭不已、“辍朝五日”。
没多久，进退维谷、前后受敌的契丹人主动求和；虽然寇准希望扩大战果，进而胁迫辽国退还幽州，但宋真宗本人急于求和，双方达成了“澶渊之盟”，从此进入了长达约百年的和平时期。
寇准在这次军事危机中的作用，与明代北京保卫战中的于谦颇有几分相似。两者都是在形势危急、投降言论尘嚣其上的环境下，力排众议主张强硬对敌，最终扭转了局面。
但和于谦不同的是，澶渊之战还未结束，寇准已经招来了统治者的怀疑。
宋真宗之所以在占净优势的情况下急于和辽国议和，所谓的厌战只是部分原因，朝廷中盛传寇准要拥兵自重，这才击中了帝王内心中最敏感的点。而面对“准幸兵以自取重”的谣言，寇准也无法坚持，只好顺从了宋真宗的意见，但即使如此，他还是经过自己的争取，大幅降低了北宋的议和成本。
澶州保卫战，北宋虽没能战胜辽国，但也一举扭转了前期的被动挨打局面。“河北罢兵，准之力也”，寇准作为头号功臣，此时也达到了个人事业的巅峰期。
但人性中有一项根深蒂固的缺陷：在危难时，我们欢迎、渴求英雄；但危机一过，人们立马会忘记对方的功劳，执着于嫉妒乃至仇视对方的成功与声望。这就是“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权不可久执，大威不可久居”的背后逻辑。
这也是一些能臣在立下不世功勋后刻意收敛、甚至急流勇退的内在考虑，比如再造大唐的郭子仪。但大部分人最终都在各方的猜忌乃至排挤下难以善终，人性丑恶固然是主要原因，当事者本人实际上也有一定的责任，比如寇准。
寇准性格强硬，原本就看不惯官场的那一套，他平日里就“用人不以次，同列颇不悦”，即：提拔官员不遵循先来后到规则，而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喜好来大刀阔斧提拔后进，已经引起了大家的强烈不满。
而在战后，被视为英雄的寇准声望日隆，宋真宗表面上对他也是感恩戴德、越发委以重任；但寇准并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危险，他甚至颇为得意“准颇自矜澶渊之功”，这就让他的政敌抓到了攻击点。
比如王钦若就以“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为由，将这一战略成功描绘成耻辱；而寇准将其视为个人的功绩，等于是以牺牲皇帝、朝廷的尊严为代价孤注一掷，替自己脸上贴金。于是宋真宗“顾准浸衰”，下一年就免掉了寇准的相位，降职为刑部尚书。此时这些人也许完全忘了，当初如果没有寇准，契丹人不可能低头和谈；更何况，澶渊之盟可是在他们自己的坚持下达成的。
除了功劳被人嫉妒外，局势稳定下来后，寇准的性格缺陷也逐渐暴露，无形中让那些身怀不忿的同僚找到了攻击点。比如他疾恶如仇，对寻常人而言这也许是个优点，但在关系错综复杂、利益纠葛不清的官场中，这种性格不仅不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反而会培植更多的敌人。
加上他气量狭小、过分专权、争强好胜，逐渐沦为了众矢之的。比如，他曾因与张逊互相弹劾以致罢官邓州；他曾在被罢相后官复原职，但其后因无谓的小事得罪了丁谓，陷入了对方处心积虑的阴谋中，最终再度被贬、逐出京城。
宋真宗本人其实也长期不肯任命寇准为相，理由是“患其刚直难独任”。客观而言，这一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宰辅之职至关重要，个人能否办事是一方面，能否处理各方面的关系、调动各方的积极性才更关键。寇准确实有才，但他的性格并不适合担任宰相，甚至待在朝廷中枢也极为困难。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