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的刚直成就了寇准的功绩，最终也将寇准送入了万劫不复的深远，客死他乡。不过呢，能够名垂青史，也算值了。
中国封建历史上有个奇特的规律：那些在政权生死存亡之际，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的能臣，大多没什么好下场，比如北宋的寇准、明朝的于谦。
以寇准为例，当辽国挟连胜之威大举压上、宋朝主降派鼓动南迁之际，他力排众议、说服宋真宗御驾亲征，以顽强的斗志、正确的战术扭转了局面，为其后的百年安定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寇准，北宋变成南宋的一幕，也需要提早百年上演。
然而这样的国之栋梁，随后却被一贬再贬，最终凄凉的死在蛮荒之地。好在这是关照文官的宋朝，换作其它朝代，寇准也许早就人头落地了。
那么，寇准之所以落得如此田地，是跟于谦一样纯属被人迫害吗？并不是，有句恶俗但无比贴切的名言可以解释寇准此番遭遇的原因：性格决定命运。
“北宋没血性”，这话不完全正确，在初期，为了改变王朝的天生战略劣势，赵氏皇帝多次尝试夺回幽云十六州，只可惜力有不逮。
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平定北汉后，急于完成一统中原的大业，未经休整就立即转兵攻辽，试图攻敌不备、一举夺下地位关键的幽州（即辽国的南京）。
宋军初期进展顺利，多个敌方守将投降；但随后辽景宗派精骑反击，宋军三面受敌、全线溃退，死者万余人，宋太宗乘驴车狼狈逃窜。
此战标志着长期以来宋军高歌猛进的势头被终结。但宋朝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公元982年，辽景宗驾崩，宋太宗计划趁着辽圣宗年幼、局面不稳的机会，再次对幽州发起冲击，但不曾想却败给了一个女人：辽国萧太后带着圣宗亲自督战，在岐沟关（河北省涿州）大败宋军，随后更是发动全线反击，败潘美、擒杨业，夺下了蔚州、寰州等地。
此役北宋血亏，不仅未能夺下寸地，反而丢地、花钱、又输人，损兵折将不说，五代十国以来中原军队的气势也就此一落千丈，北方边境的战争主动权彻底交给了契丹人。
自此之后，宋军精锐尽失、士气低落，北宋朝廷恐辽情绪严重，辽国则趁机持续随转守为攻。
公元986年，辽军南下，耶律休哥进攻瀛州，宋军在君子馆大败、死伤数万；接下来的三年里，辽军乘胜高歌猛进，不仅拿下深州、祁州、涿州、祁州，甚至逐渐深入到青、淄、齐、潍等十多个州。契丹骑兵所过之处，北宋百姓被杀、财富被掠、房屋被毁，北方地区苦不堪言。
到了公元1004年，辽国萧太后更是带着辽圣宗御驾亲征，他们率兵20万，这架势显然是试图彻底击垮宋朝、问鼎中原。
但此时北宋朝廷主政的是名相寇准。与后世两宋宰相偏文弱的风格不同，他显得有些“非主流”：不仅具备较高军事素质，而且胆色、战略眼光都极为优秀。面对前些年辽国在战场上的高歌猛进，寇准敏锐的判断出，对方的野心一定会被刺激，从而会采取更加激进的军事行动，因此他早就探得先机，请求“练师命将，简骁锐据要害以备之”，各方面做好了戒备工作。
因此，当辽国大举进攻时，与朝野上下人心惶惶的情形不同，对此早有准备的寇准显得镇定自若，边境的告急文书一天五封，他却“饮笑自如”，宛如定海神针。
果不其然，初期多头并进的辽国大军，并没达成预想中“摧枯拉朽、所到即破”的战果，反而在进攻威虏军、顺安军、北平寨、定州、瀛州的过程中屡屡受挫。但随后他们在打下祁州后合兵一处，集结力量全力南攻，顺利杀到澶州（今河南濮阳），对这一中原重镇实施三面包围。
而当“契丹围瀛州，直犯贝、魏”的消息传到开封时，北宋朝野“中外震骇”，那些投降派们纷纷进言，要么主张像当初的司马氏那样南迁金陵，要么建议学习李隆基西幸巴蜀；众说纷纭，宋真宗也迷惑不定、犹豫不决，最后只好请教寇准。
寇准早已对当前的局势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敌人大军远道而来，不可能一直保持强势；而宋军虽形势不利，但面对大敌斗志顽强，若“坚守以老其师”，胜算颇高；相反，如果朝廷仓皇南逃，朝野则将人心崩溃，敌人乘势深入，大宋半壁江山不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