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甲午中日战争中，身经百战的清军遇到没打过仗的日本新军结果还是一溃千里，这是为什么？
而落实到具体的盘面上，甲午战争基本上成了日本战时大本营尤其是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的独立表演，正如巴顿所言：战争可以锻造英雄豪杰，可以荡涤一切污泥浊水。甲午战争不仅没有让大清朝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反而把它的缺点成倍地放大、暴露得一清二楚：在国家大战略层面上，对于朝鲜、对马、琉球、台湾的重要性没有明确的认知，又频频自缚于泛道德主义外交窠臼不能自拔，以至于日本趁火打劫、借力用力、下山摘桃之时大清朝反应迟钝，应对失当，白白丧失了战略先手；而在战略指导层面上又相互掣肘，视内斗强于外战，以至于闹出部分大臣强烈要求坐视实李鸿章北洋体系全军尽墨、兵败汉城的丑剧——其理由仅仅是为了预防李鸿章“功高震主”；在战争
指导层面上，大清朝的战争计划制定与实行既无像日本一样由总参谋部军官团这样的专业参谋班子操刀，又无像日本一样战争计划做的极其详尽并准备多套预案，而还是由李鸿章的私人幕僚、“师爷”信马由缰，停留在古典时代的“心法之妙，存乎一心”的唯心主义与经验主义层面上；而在部队编成上，近代化的日军全面接受了19世纪晚期的外线-内线攻势学说，形成了完善的军衔制度与军-师团-旅团-联队编制体制与先进的“国家军队”体制，相比较大清朝靠着《曾胡治兵语录》这种前拿破仑时代的军事学说及混乱的部队编成、封建时代的兵-将效忠体系建立起来的封建军队高了不止一个身位。
甲午一战，大清朝不止是从丰岛海战开始败的，而是从日本开始张牙舞爪攫取对马、琉球就开始败了；也不是败于器物，而是败于为了战争而准备的一切——从国家制度层面到社会意识层面到物质准备层面无不如此。对于大清朝来说，甲午战争谈何“轻易击败日本”，败战的大清朝通过在海城一线的奋勇作战，打消了山县有朋等人意图进攻北京的暴走念头，其实已经是超常发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