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个最简单、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李建成看错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关键岗位上的关键人物,他在关键时刻突然倒向李世民方面,反戈一击,使得李建成的太子帮势力,在“玄武门之变”中被一网打尽。这个人,名叫常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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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根据巴黎图书馆的敦煌藏本《常何墓志铭》的记载,考证出:常何就是那个当天把守玄武门的人。常何,李建成旧将,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当天是玄武门守将。但最关键的是,当时常何已经被李世民收买,成为李世民的暗线。
常何的暗中变节,使得太子帮在玄武门的较量中,由兵力的正数变为兵力的负数,从而被李世民方面一举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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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一个问题:无论决战前,太子一方在政治上、军事上占有多大的优势、也无论他们曾在外围、在宫内的斗争中取得过多大的胜利,最后的较量结果,只取决于双方在玄武门前的兵力比拼!
而太子李建成恰恰是在关键时刻、关键岗位上,看错了人,而就是这么一个人的变节,导致了他们在“玄武门之变”中全军覆灭、命丧黄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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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实力的人,在斗争中失败,往往是因为心太软。李建成作为太子,实力就远远超过了秦王李世民,而且,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结盟,实力就更加强大。如果他们想杀李世民,李世民早就成了刀下鬼。可是,他俩心太软,总念着兄弟情谊,不忍心对兄弟下手,结果死在兄弟手上。在专制统治下,要么别争权,要争就要黑良心。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6月4日清晨,秦王李世民带领秦府的一帮猛将,提前埋伏在玄武门附近的临湖殿,等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上朝经过时,突然杀出,将两人杀死,之后带兵进入太极殿,逼迫唐高祖李渊退位为太上皇,夺取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玄武门之变”。
从“玄武门之变”时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的双方实力上来看,应该是李建成略占上风。
秦王李世民由于长期作为唐军主帅,一直在外征战,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智谋之士,特别是通过开设文学馆,更是招纳了一批智谋超群的人才,如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姚思廉、褚亮、李玄道、许敬宗等人。同时,也在征战中聚集了一批勇猛战将,如尉迟敬德、侯君集等人。
李建成在大唐王朝建立之后,被立为皇太子。作为一国的储君,没有太多的机会亲自带兵征战,经常是代替唐高祖李渊监理国政,将国事政务处理的井井有条,颇具治国的才能,深得李渊赏识。
按照“立嫡立长”的传统,已居太子之位的李建成,占尽了礼法的传统高地,拥有了绝对的政治资源、人脉关系和舆论支持。同时,身边了聚集了如魏征和薛万彻等文臣武将。同时,齐王李元吉也绝对支持太子李建成,李元吉虽然勇而少谋,但毕竟是三个皇嫡子之一,随时能够在皇帝李渊身边,以第三方的身份进言,这也是一种无形的巨大政治资源。同时,好武的齐王身边,还聚集一批死士,关键时刻可以派上大用场。除此之外,皇帝李渊宠爱的两个妃子尹德妃和张婕妤,都与秦王李世民有矛盾,也都成了李建成的同盟力量。
那么在实力上占据上风的太子李建成,为什么最终失败了呢?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先发制人。
在双方实力基本相当的情况下,谁先动手,谁就占有先机,掌握主动权,正所谓“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齐王李元吉也看到了这点,曾多次建议太子李建成,先下手为强,替大哥杀了秦王,除去隐患。但是太子李建成始终下不了决心。站在李建成的角度,他是很难下这个决心,因为风险与收益不成正比。他本来就是太子,未来的皇帝,父皇李渊已经六十多岁了,已经不需要等太长的时间就可以坐上皇位。更何况,作为太子,他治国理政的才能有目共睹,也没有犯什么大的过错,皇帝李渊对他也很看重,在李建成眼里,他的太子之位并没有实质性的威胁。虽然秦王李世民始终是个隐患,但在李建成看来,还是处于可控的状态。如果因为了一个可控的隐患,为了一个本就属于自己的利益,去冒杀头灭门的风险发动军事政变,显然是风险和代价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