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消费的便利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便利店出售的便当不仅仅是一种商品，还包含着复杂的文化因素。盒饭在欧美的流行无疑与日本文化的流行呈正相关。2016年3月，日本JR东日本铁路公司与法国国铁合作，在巴黎多个车站开设“火车便当”柜台。计划两个月的活动被延长了，因为它太受欢迎了。据日本媒体报道，许多法国消费者表示，他们是通过包括动画在内的媒体了解到便当的，想尝试一下。与此同时，在米饭和相关餐饮文化也非常发达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日本的便利店或关于盒饭的出版物也很受欢迎。我们不难找到对现代生活方式的向往。在率先实现现代化的亚洲国家之一的日本，从任何一个角落走10分钟就能找到便利店。全天候食物是不受传统家庭束缚的自由个人主义的象征。无论是假营销还是真艺术，其中蕴含的“日式审美”也能帮助个人在消费社会中实现与他人的差异化。换句话说，日本便当除了作为点心之外，还是作为一种符号被消费的。
上面提到的“符号消费”看似显而易见，因为此时的饭盒放在“异文化”空的房间里因而容易被观察到。如果把日本人日常生活中的便当本身“他化”，就能发现隐藏在“想当然”背后的同样发达的符号系统。在这里，人文学者的观察变得很有帮助。
日本便利店
人类学家安妮·艾利森(Anne Allison)从她自己在日本抚养孩子的经历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便当的“民族志”。她引用文化评论家唐纳德·里奇的观点，指出日本便当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则是差异化和对比性。前者意味着一个完整的饭盒需要由多个部分组成。也就是说，它不能像日式盖饭(日语:ߐ)那样直接把配菜倒在米饭上，而是需要至少两道配菜与白米饭“平行”。“对比”原则规定了这些复数配菜在营养价值和色彩搭配上需要相辅相成。同时，“米菜”组合需要打理容器。这种照顾可以是呼应，比如当季菜配印有当季东西的饭盒；也可以是对比，比如五颜六色的饭菜搭配单色的原木盒子。象征主义者罗兰·巴特也从更抽象的层面谈到了包括便当在内的日本食物的象征意义。他在充满“正能量”的《象征帝国》一书中，对日本饮食在很多地方的“去中心化”大加赞赏。如果把他的观点运用到饭盒上，我们会发现，组成部分(饭盒、米饭、菜)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结构中心(即西餐中的“主菜”)，它们的意义只能存在于它们之间的差异中。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开头提到的罗森部长提出的香肠盒饭只有一个，一直碰壁，最后只能靠“性价比”打开局面。
另一方面，Allison提醒我们日本厕所中“自然”概念的双重性。就像人们刻板印象中的日本料理一样，便当也非常注重自然的体现。这既是对时令食材的坚持，也是在调理手段上对保持原味的强调。同样的，罗兰巴的特色是日本人自然观中无处不在的“人工”。通俗地说，日本材料追求“要非常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来自野外的食物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是“纯粹”的自然，而试图再现自然的“人造”才是食物作为一种符号能够被高度重视的原因。一个明显的代表就是日本寿司。Allison提供的另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例子是，她儿子的同学的妈妈花了很大力气把一个苹果雕刻成菠萝的形状，最后放在一个饭盒里做装饰。
午餐盒中的性别和意识形态
罗兰·巴特理论的贡献在于，他不仅分析了社会中的各种符号系统，而且揭示了符号背后运行的各种权力关系。艾莉森在自己的研究中更直接地引用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框架来分析《方盒子》中所体现的宏大叙事。简单来说，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一系列理论家认为，现代国家的权力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个来自直接的暴力，另一个是更软的“意识形态”或者葛兰西所说的“霸权”。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以教育和大众传媒为代表的后者无疑更为普遍和有效。这种意识形态存在于一切想当然的事物中，便当也不例外。
艾莉森指出，带饭盒去教育机构的行为对孩子和家长都起到了管教作用。笔者的孩子是当时幼儿园里唯一的外国孩子，但让她惊讶的是，每次她接他放学，老师基本都没有告诉她，儿子因为日语不好，很难融入校园，而是经常和她沟通他的午餐情况。他一开始不肯吃，后来可以在规定时间内甚至提前吃完。这种转变让他获得了和日本孩子一样的地位。Allison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这个早教机构教给学生的“日本特色”，与其说是语言或姿势，不如说是一种遵守规则的思维。日本的幼儿园不同于低龄化的“托儿所”，这里的孩子已经在“学会”的门槛上了。所以能否按规定吃完午饭，也是教育工作者眼中孩子能否走上后续道路的重要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