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便当
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指出，虽然孩子在用餐时的行为会是衡量教育效果的一个指标，但真正严格分级的，通常是家长能否帮助孩子养成对食物的正确认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父母是女性。其实，我们只要看几部日本影视作品，就很容易发现全职主妇的焦虑:单身时从没自己做过饭的女生，会为了结婚而专门去上烹饪课，努力给饭盒加装饰品的妈妈，其实是想掩盖食物是冷冻半成品的事实，等等。另一个更生动的例子是流行的“角色午餐盒”(日语:キャラ弁).这种午餐需要制作人把小盒子里的食物做成具体的形象。有动植物或卡通人物，一些流行的“网络名人主妇”还能用饭盒做出世界名画或景点。这种家庭主妇“内卷化”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让自己的孩子对美食产生兴趣，然后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成为“不落伍”的学生。
某种程度上，便当也是全职主妇表达自我和身份的重要工具。然而，和所有的“过劳”一样，便利行业的“内卷化”有很大概率最终受益的是自己。艾莉森说，便当的装饰背后是对社会秩序“审美化”的尝试。家庭主妇成为“传统文化”的继承人，不会去想可能的权力不平等。此外，和许多“重新发明”的传统一样，便当背后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从百元店卖的水果上插的小旗，到强调防漏保温的几万日元的饭盒，市场也从守规矩的主妇身上赚了不少钱。从宏观层面来看，如今包括零工和兼职在内的“非正规就业”在持续低速增长的日本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部分劳动力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家庭主妇。婚后他们想找一份全职工作，但他们不得不在白天花重要的时间做家务，包括做午饭。当然，为这些“半全职”家庭主妇的配偶减税等政策在制度层面上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微妙的关系。
艾利森对便当的分析发表于上世纪90年代，而且主要是针对幼儿家庭，所以无论是理论还是数据都略显局限。但她指出的很多结构性问题，今天还没有完全消除。一个生动的例子是去年8月举行的横滨市长选举。由于新任市长将决定是否建造可能是日本第一家赌场，这次选举引起了全国的关注。有意思的是，在横滨当地人看来，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是否在全市所有学校推行统一校餐。横滨是少数几个没有实现公共营养午餐全覆盖的大城市。目前仍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每天吃父母做的盒饭，但市议会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始终没有进展。当地报纸神奈川新闻在一篇社论中尖锐地批评了这背后过时的性别观点。作者提到，在1994年的一次议会辩论中，一名男性议员很自然地问道:“你为什么要吃校餐？你不能让你妈妈做吗？”2014年，另一位成员问:“你知道为什么家庭午餐比学校午餐好吗？因为妈妈的爱。”在过去的20年里，保守的声音似乎有所收敛，但这种所谓的“爱情便利论”就像上面分析的学科一样，在试图为性别权力关系正名。早在世纪之交，日本女性婚后就业率就已经超过全职主妇。如今，双收入家庭已经成为社会主流。横滨市教委的调查显示，约70%的家长在给孩子准备午餐时会有负担感。支持学校膳食的当地团体的一项调查甚至发现，约90%的公民支持统一的学校膳食，而不是手工午餐。
最终，进步派政治新人山中伸弥(男)击败包括保守派现任市长林文子(女)在内的众多竞争对手，成功当选。他在表达反对赌场的同时，也传达了要全面推广公立校餐的意图。但上亿元的预算调整，意味着短时间内，横滨的很多妈妈还是要努力“打两份工”。
引用:
安妮·艾利森，《日本母亲和Obentōs::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午餐盒》，《人类学季刊》，第64卷，第4期，1991年10月。
罗兰·巴特:《符号帝国》，希尔王出版社，1983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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