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沪上高温，疫情尚未散去，时不时有同事被封小区，不能上班；单位又开始鼓励员工居家办公，非必要不进社。居家如何消暑便是一大问题，而绿豆汤诚消暑之佳品也。
早晨起床，趁天气尚凉爽，淘小半碗绿豆，用焖烧锅之内锅烧半锅水，水开，放入绿豆，闻绿豆在锅内哗啦有声，关火，将内锅拎出放进保温的外锅，盖上锅盖，约二三十分钟后将内锅拎出，此时绿豆已开花，汤呈微红色，飘清香，凉着。中午时分，温温的绿豆汤便可享用了。用焖烧锅煮绿豆汤，既节省煤气，又可避免产生过多热量。到了晚饭时分，汤已凉透，盛一碗喝，最是解暑惬意。剩下的绿豆汤放入冰箱，次日便成冰镇的了。
每每喝绿豆汤，那熟悉的味道，就将我带回到四十多年前的晋南老家，当时还是生产队，每到夏日，小麦收割季节，路边墙上便会出现“龙口夺食”之类的标语，感觉气氛陡然紧张起来。等小麦收割进场，堆成高高的垛子。艳阳高照，社员们在打麦场，将麦秸摊满全场，约小半人高，晾晒，然后拖拉机拉着石碾进场，反复碾压，最后将麦秸秆与麦粒分开，麦秸秆堆垛，麦粒扬场后装袋。烈日下干活，消暑便是一大问题。休息时分，炊事员挑来两大桶绿豆汤，众人齐聚打麦场西北角的小屋内，用马勺在桶里舀着喝，汤上面往往还漂着麦粒外壳，不顾也。那温温的绿豆汤，便是对烈日下劳作的社员最好之慰藉。
因家中弟妹多，爸爸在县城上班，妈妈在家带孩子、做家务，家中只有爷爷一个劳动力，所挣工分，外加爸爸的工资，不足以养活一大家人。身为老大，自上初中起，寒暑假我便在生产队上工，每天挣六分工，青壮年为一个工分。老实说，我对生产队没留下什么好印象，而打麦场上所喝绿豆汤便是难得的好印象之一。
我干过的农活有赶着毛驴车拉粪，扬粪（即把地里的堆肥用铁锹均匀地撒在地里），用铁锹翻地，抱麦子，筑墙，割草，放羊等。每天，队长带领大家一起上下工，青壮年每天挣一个工，而我等未成年人则是六分工，干多干少都如此。比如用铁锹翻地，众人站成一排，队长领头，众人紧随其后，成年人用平头钢锹，我用圆头的铁锹；队长每次会用钢锹吃很厚的一块土，我当然也尽力，然就有那小伙子为省力气，每次只让钢锹吃薄薄的一层土，这样，虽看上去阵势很是壮观，然众人之出力不齐如此，效率可知。再如赶着牲口车拉粪、扬粪，挣一个工的成年人，并不比我这个半大孩子多干多少活。记得有一次生产队筑墙，用湿润的黄土，采取版筑之法，站在模板中间提着大石锤将松散的黄土夯实是最为吃力、也最为重要的活，可在上面提锤的都是一些比我略大的孩子，青壮年都站在下面往上扔土，结果，刚刚筑好的墙，到了晚上就塌了一段。当时流行一句话，“人心哄地皮，地皮哄肚皮”。生产队的土地，每亩地打个三四百斤小麦已经算是不错的了，与之相对应者，深耕细作的自留地，亩产往往要翻上一番!
1980年夏，高考结束后，我和往常一样，在生产队干活。一天下午，天色向晚，我背着一大捆猪草，来到生产队养牲口的窑洞顶上，就听爷爷在不远处的院门口冲我喊：“你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我把猪草从窑洞顶上扔下，只听它落在院子里发出沉闷的响声，那颗悬着多日的心也终于落地了。顺便说一句，10斤猪草算一分工。
离9月份开学还有一段时间，一天，与爷爷一起给生产队放羊的到儿病了，我就顶替他，和爷爷赶着羊群上地。等到夕阳西下，我和爷爷赶着羊群从东面的大坡下来，就有社员见了，打趣道：“小大学生还放羊呢。”印象中，那是我最后一次在生产队里干活了。
后来，生产队没了，人们也不用统一上下工了，各自为阵，不再挑灯夜战了，可粮食却突然够吃了，并且也能吃上白面（小麦粉）了，不用像生产队时用玉米面、高粱面填饱肚皮了。因为营养上去了，几个弟弟个头就都比我高。留存在记忆里的美好回忆，似乎就只剩下了这充满着打麦场气息的绿豆汤。去年返乡，见打麦场也变成了菜地。
1998年8月举家迁沪后，和来自湖北钟祥的周老师为邻居。她教我们夏天煮米茶，即将大米炒黄炒香，储存备用，每次抓上两把下锅煮开，关火，凉着，冷吃，其汤淡黄似茶，其味略涩而不苦，开胃解暑。湖北产大米，这应该算是因地制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