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上述理论存在至少三个问题值得商榷。
第一，数据量或许不足以得出稳健的结论。两千多年内六级以上的地震肯定不止69次，其他的地震与干旱是否有关？
第二，即使上述结论成立，也只是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到底是干旱导致地震，还是震前的地质活动引发干旱？
第三，即使从统计上可以证明因果关系，那干旱导致地震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大气、物理和地质理论依据是什么？
针对问题一，有地震研究学者统计了1900~2013年中国发生的142次六级以上的地震发现，震前四年内为干旱区的情况为79次，占比仅为56%。再反过来，看大旱地区发生地震的比率，同样是1900~2013年这113年里，大旱的情况发生了1297次，但在大旱出现三年内发生地震的情况为119次，占比仅为9%。如此看来，干旱和地震的相关关系更弱了。
针对问题二，学界更普遍的观点认为，是震前三年内，震区的板块运动（挤压、摩擦）导致地球局部温度升高，热量传递到地球表面，加热了地表，进而形成干热的上升气流，从而不利于生成降雨，所以才出现了干旱。
学界并没有给“旱震理论”或者“震旱理论”下结论，只是认为地震与干旱之间的联系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在笔者看来，干旱和地震的关系非常复杂，而且还有很多因素可能导致干旱和地震同时出现。
比如，前文提到，印度洋暖流可能影响中国的气候（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现象）。同样的，澳、法、德的科学家认为，已经吹了一千万年，并且在逐渐加强的印度洋季风，促使印度洋板块的活动加速大约20%，每年多移动约1厘米。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气候变化驱使板块移动的边界达到临界值的时候，地震就会发生。
再比如，拉尼娜和厄尔尼诺都会引起海洋环流的变化。拉尼娜导致东太平洋海温低，西太平洋海温高，海洋表面的暖水都吹到了西太平洋，造成西太平洋海面高出正常40厘米左右。厄尔尼诺则相反。海水的东西运动，自然会对地壳造成压力，有可能会诱发环太平洋地震带发生地震。
再再比如，持续时间和强度较强的干旱，可能会影响地下水的分布，地下水对地壳压力当然也有影响。另外，地震发生后，由于山体滑坡、房屋倒塌等造成的扬尘，加上地震释放的冲击波，可能会扰乱震区上空的成雨条件，造成降水。
地质运动、大气环流、海洋环流，在特定情况下，可能会达成脆弱的临界均衡，这时候，只要有一点点微小的变化，就可能引起质变，就像亚马逊的那只蝴蝶。
但无论如何，学界对干旱和地震的关系尚未有定论，这一组关系未尝不是为我们研究地震提供了一个视角。
未来如何？
就短期来说，需要注意“夏秋连旱”和“旱涝急转”两种情况。
首先，“夏秋连旱”前文已经说过，8月24日国常会也强调要千方百计保障农业灌溉用水，指导农户抗旱保秋粮。
其次，“旱涝急转”的风险也不容忽视。现在，华西地区多降雨天气，累计降雨量将由前期的显著偏少转为较常年同期偏多4成至1倍，局地偏多2倍以上，前期川渝多地持续高温，土壤失水疏松或结块硬化，由高温少雨马上进入到集中降雨时段，且雨强较大，遇强降雨致灾风险增大，需要加强防范。
更重要的，长期来看，还需要南北地区做好应对极端高温、干旱或者强降雨天气的准备。
长久沿袭的“南涝北旱”格局，使南方深谙洪涝之害、北方也熟稔干旱应对，但随着阶段性的“南旱北涝”，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南北的城乡建设、城镇管理、农业规划、能源结构、多部门联动防灾减灾救灾机制等，或许都需要迭代刷新。
首先，最简单的，城市的排水管网密度和水库容量是否需要针对新的气候特征进行改善？既有的跨流域水资源管理方案是否有漏洞需要更新？是否需要新的跨区域、跨流域、跨地域的水利工程建设？水资源利用效率是否还能提高？如何分配农业用水和生活用水？
其次，去年郑州特大暴雨给我们的城市建设和管理、防灾救灾减灾敲响了警钟。今年的高温干旱导致的用电紧张和限电，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是否需要重新规划和完善新旧能源在电力系统中的位置？现行的以跨区域输电为目的的特高压大电网是否适应未来极端天气和新能源的需求？如何加快推进电力的市场化改革？如何更好更高效率地匹配发电大省和用电大省之间的供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