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之后，戴蒙德因为爱好观鸟，和朋友组织了一次前往澳大利亚以北的热带大岛新几内亚岛研究鸟类的旅行，用他的话说，这是对他的人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次旅行，而且后来他又陆续去了新几内亚31次。
某种程度上，新几内亚岛“打开”了戴蒙德——他在赤道附近海拔5000米的山上看冰川，在岛上饱览史上最迷人的鸟类，穿梭于上千个不同部落和语言之间，体验世界上为数不多存在的传统生活方式，过着使用石器、没有文字、没有中央政府的日子。
从这里开始，戴蒙德陆续将精力投向涵盖生理学、鸟类学、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等领域的写作，并且从撰写学术研究论文逐渐转变为撰写面向大众的短文和书籍。
最终促使他撰写下这一系列书籍的重要关键点有两个，一是20世纪80年代麦克阿瑟基金会给戴蒙德打了个电话，表示将为其提供一份为期5年的奖金，资助他做任何想做的事。
这通电话之后戴蒙德既开心又低落，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此前的人生并未充分发挥潜能，带给这个世界更重要的东西。
另一个原因就是，戴蒙德和妻子玛丽的双胞胎儿子，在1987年出生了。
在此之前，作为一个出生于1937年的人，戴蒙德并不太在意2050年地球上会发生的事，就像我们可能不会太关心100年后脚下这片土地会如何。但孩子的出生改变了戴蒙德对未来世界的关注，因为他和每一个父母一样，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戴蒙德并未满足于单纯的呈现过去，而是在通过《第三种黑猩猩》《枪炮、病菌与钢铁》《性趣何来？》展现人类和社会变迁的奇妙后，开始更多着眼于未来，在《崩溃》中细数历史上有名的社会崩溃案例，自《昨日之前的世界》中汲取被忽略的传统社会的力量，用《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和《剧变》深入国家兴衰和国家危机话题的讨论。
已经85岁的戴蒙德，依然活跃于公众视线内，并在多次公开采访和对话中表示，“相比枪炮、病菌和钢铁，全球气候变化、资源枯竭以及核武器，正在成为人类面临的更为严重的几个危机”。
他呼吁环保，呼吁和平，也呼吁改善社会不平等，这是一位智者在持续不断地用自己的方式向外界传递自己的经验与智慧。在与我们的交流中，戴蒙德表示：“如果我们能尽快采取可持续的政策，人类社会将能够在无限的未来繁荣发展，我们将不需要把埃隆·马斯克(Elon Musk)送上火星”。
这让人联想到戴蒙德在《第三种黑猩猩》里写下的一段关于“老人”的描述——“1976年，我造访所罗门群岛的伦内尔岛，许多岛民告诉我哪些野果好吃，但是只有一位老人能告诉我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还有哪些野果可以食用。在他小的时候（1905年左右），有一次飓风来袭，岛上农园全毁，岛民差点饿死，那位老人还记得当年让他们幸存下来的野果。在文字发明以前，他这样一个人就能影响整个社会的存亡。”
宏大的话题之外，他同样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老人。戴蒙德告诉我们，对于85岁的他而言，剩下的时间已经不足以满足他包括交朋友、欣赏伟大的音乐、看鸟、了解历史和练习说多种语言在内的兴趣了。
正如新几内亚岛曾经“打开”戴蒙德的一片精神领域，戴蒙德也在通过笔下的文字，为那些未曾谋面的读者，创造一个又一个“被打开”的机会，而我们只需要翻开书即可。
03、对话戴蒙德
在戴蒙德书中游历之余，我们有机会获得了一次与戴蒙德教授越洋对话的机会，以下为问答实录。
Q1：虽然您不久前表示过，当下全球最大的危机是核威胁、气候变化、资源枯竭和社会不平等，但很明显《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描述的战争、疾病和先进工具，依然是我们今天面对的重要课题。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似乎并未随文明发展而消除，反而在不断堆积，您如何看待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这种“不知反省”的特质？这是否与《第三种黑猩猩》中描述的“抽烟、喝酒和滥用药物”这类自我毁坏的行为有某种共性？
戴蒙德：的确如此，文明的发展并没有消除我们所有的问题。我们已经克服了一些老问题，比如死于天花的风险，但我们也遇到了新的问题：不仅仅是当前疫情这样的新疾病，还有大型复杂社会的问题。人类总是有问题。尼安德特人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被其他尼安德特人杀死和同类相食的风险。我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今天，当我走在街道上，我不担心被杀死、烤熟和被吃掉的风险。相反，我担心被车撞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