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豪斯宣言将在同一年起草，那时格罗皮乌斯能够谈判将“美术学院”（Academy of Fine Arts）与解散的“工艺美术学校”（School of Arts and Crafts）合并，从而在魏玛创建“公立包豪斯学校”(Staatliches Bauhaus)。
在宣言中，格罗皮乌斯阐述了学校的目标和原则，指出“包豪斯致力于将艺术和工艺（雕塑、绘画、应用艺术和手工艺品）统一为新建筑的永久元素”。
直到1927年，该校都没有正式的建筑系，相反，学生们更普遍地用材料和形式进行实验，并将重点放在直觉上。
如果包豪斯成为僵化的、白色的国际风格的代名词，那么早期的包豪斯就更倾向于表现主义。
格罗皮乌斯继续经营自己的工作室，经常雇用包豪斯学校的学生。两件作品，完成于1921年的“索默菲尔德住宅”（Sommerfeld Residence），以及完成于1922年的魏玛的“卡普-普茨受害者纪念碑”（Victims of the Kapp Putsch，这一个格罗皮乌斯作品实际上是草图），都是令人惊讶的手工艺和表现主义作品。
四、对包豪斯的批评迫使格罗皮乌斯辞职
“索默菲尔德住宅”延续了格罗皮乌斯为实业家设计项目的血统——阿道夫-索默菲尔德（Adolf Sommerfield）是锯木厂的所有者和建筑商，也是格罗皮乌斯的伟大支持者——也是第一个真正的包豪斯学校合作者。约瑟夫-阿尔伯斯（Josef Albers）设计了学校的窗户，乔斯特-施密特（Joost Schmidt）设计了木梁，马塞尔-布鲁尔 （Marcel Breuer ）设计了家具。
一些人审视这场奢华的手工艺品展示，认为这是对战争的一种反动，这可能动摇了格罗皮乌斯对技术潜力的信念——可悲的是，“索默菲尔德住宅”和魏玛的“卡普-普茨受害者纪念碑”都无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
但这没有占用格罗皮乌斯1919年宣言的“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回到手工劳动中去！”多长时间，在1924年变成了“回到旧的手工劳动的意识将是……一个返祖性的错误”。
这是包豪斯学校重新定位的结果，在格罗皮乌斯筹办的国际建筑展（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e Exhibition）上，学校将现代建筑的标准化和国际目标推向了前列。
这一转变引发了对学校崛起的批评——其中大部分是来自贸易和工艺组织的讽刺——学校的资金被大幅削减，因为州议会右翼成员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
1925年，格罗皮乌斯本人被要求辞职，为了挽救学校，开始了选择位置的谈判。位于萨克森安哈尔特的德绍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并为格罗庇最著名的作品，包豪斯本身和1926年大师们的房子的建造铺平了道路，这些建筑是新建筑的象征。
格罗皮乌斯于1928年离开包豪斯学校，交给汉内斯-梅耶尔（Hannes Mayer）和随后的密斯（Mies），继续他在柏林的工作室。随着极右派的政治压力不断加大，该校于1932年关闭。
五、格罗皮乌斯在美国建立了建筑师合作组织
格罗皮乌斯最初对纳粹夺取政权漠不关心。有人希望包豪斯的功能美学能够成为这个新政权自我表达的一种手段，并且在1933年格罗皮乌斯参加了一个新的国家银行项目的竞争。
但很快人们就明白，法西斯政权对将现代主义作为美学语言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在麦克斯韦-弗莱（Maxwell Fry）的帮助下，格罗皮乌斯以去意大利短途旅行为借口，于1934年逃到英国。
尽管他提议支持创办一个英国包豪斯学校（English Bauhaus），格罗皮乌斯在那里的行动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在弗莱的工作室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格罗皮乌斯于1937年转移到美国，被任命为哈佛大学教授，仅一年后成为建筑系主任。
在1945年，格罗皮乌斯在这里创立建筑师合作组织（TAC），其中包括诺曼（Norman）、让-弗莱彻（Jean Fletcher）、约翰 （John）和莎拉-哈克内斯（Sarah Harkness），并成为战后现代主义最成功的公司之一，设计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包括马萨诸塞州的“六月亮山”（Six Moon Hill）和哈佛大学研究生院（Harvard Graduate School）。
格罗皮乌斯于1969年在波士顿去世，但TAC继续运作到1995年。他的作品，虽然并不总是带有格罗皮乌斯本人的印记，但像包豪斯学校本身一样，要归功于他在合作中看到的力量。
包豪斯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艺术设计学校。为了纪念学校成立一百周年，Dezeen杂志创作了一系列文章来探讨学校的关键人物和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