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的杏花村，究竟在哪？
虽然山西的杏花村有如此美酒，但是，纵观杜牧一生，也没在山西留下什么足迹。晚唐和北宋人所撰写的各种文献中，并没发现杜牧与山西有什么关联。就连当地的方志，如《山西通志》、《汾州府志》、《汾阳县志》中，也从未有过杜牧涉足今山西境内的任何记载。由此看来，山西杏花村一说，其实是人们的美丽附会。
与山西的空口无凭相比，安徽贵池的提法却是有史可考的。《江南通志》（1829）、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两部《池州府志》和清道光年间、光绪年间两部《贵池县志》，以及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刻本《杏花村志》都从不同角度认定：杜牧《清明》诗吟的就是贵池西郊之杏花村。
另外，杜牧确曾任职池州。唐武宗会昌四年，牛李党争越演越烈，杜牧牵涉其中，从黄州调任池州刺史，仕途不尽如意。这种情况下，借酒浇愁也很正常。看来，杜牧的“杏花村”非安徽贵池莫属。
除了山西与安徽的杏花村之外，还有许多省市地也加入论战，把个小小的“杏花花”炒得热火朝天。但是，正如郭沫若曾说的：“凡是名人胜迹，后人往往多所附会。”言之凿凿的东西，也并一定都千真万确。而“附会说”这样的观点，并不郭沫若的发明，纪晓岚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这样说明了。当年有个名叫郎遂的贵池人，就是杏花村，他历时11年修成《杏花村志》。后经《四库全书》总纂官、大学士纪昀等人审定，《杏花村志》得以入选《四库全书》。
纪晓岚在为《杏花村志》撰写的《提要》中就说： “杏花村志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郎遂撰。按杜牧之池阳守，清明日出游，诗有‘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句，盖从言风景之词，犹之杨柳芦荻洲耳，必指一村以实之，则活句反为滞相矣。然流俗相沿，多喜附会古迹以夸饰土风。故遂居是村，即以古今名胜、建置，及人物、艺文集为是编，亦志乘之结习也。”
发掘传统文化是好，但是，关于一首诗中“杏花村”之争，感觉是小题大作了。诗歌是种特殊文体，古人作诗，对于如村名山名之类地名，诗题和序中一般实用其名，而诗句中却少实用，往往是以景色或特点来代替其名。所以，在这种热闹地争执之后，又有学者认为杜牧的“杏花村”只是泛指。
杜牧诗中“牧童”所指的“杏花村”，不一定是真村名，也不一定即指酒家，而只是“牧童”所指的那个杏花深处的村庄。这样读来，诗的意境才更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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