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三个人就去买了网线，去平顶山买了20个格子间卡位，旧货市场买的，90块钱一个。
第三天，面试。刘洋锋有个开手机店的老表，在乡镇里混了七八年了，“他有群，认识的人多，一发朋友圈就有人来。”招工唯一的要求是，年龄不要太大。招20个，去掉几个四十多岁的应聘者，正好招满。
2007年，普林斯顿大学助理教授、计算机视觉专家李飞飞第一次试验做数据标注时，她以10美元/小时的价格，雇佣了一批普林斯顿的本科生。10年后，这项试验已经演变成产业，在郏县这种中国的三、四线城市，以工厂、车间、质检员的形式落地生根。
刘洋锋的公司是在县城郊区一个农民楼里成立的。第一批员工是初中刚毕业的学生、三十多岁在家带孩子的妇女、前手机店店员和前服装店的销售员们。已经经过了江苏来的业务一道盘剥，算下来每拉一个框3分2厘钱，公司再抽成，到员工手里，变成了2分5。
一个星期之后，所有人都已经能熟练地在电脑上操作，这份工作的门槛几乎为零。电脑从20台扩充到40台、100台，一年后，已经到了500多台。员工都是本地人，马萌利的村子今年来了7个人，她骑电瓶车载我回了一趟家，10公里的村路，她小时候骑自行车，碾着泥坑，一上午都骑不到，现在变成水泥路，20分钟就到家了。马萌利家刚贷款买了一台哈弗SUV，下雨天就拉着村里人一起去上班。
夏末天气变凉，晚风吹过小河和玉米地，叶子窸窸窣窣作响。家里7岁的儿子马上要开学，趴在空调房里看恐怖片，一见马萌利回来，跳起来扑到了妈妈身上。
刘洋锋最近天天忙到后半夜，直接在办公室里睡了，一觉醒来，想起又忘了给儿子买书皮，顿时懊悔起来。他1987年出生，中专读了一半就不念了，他学的电脑专业，讲了3年，才从电脑的起源讲到怎么配置服务器。
2005年，刘洋锋跑到重庆的工地上开挖掘机，一个月就能赚五千多块钱。他买了个二手IBM ThinkPad，拿着一个蛇皮袋子装计算机教材、软件杂志，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晚上在宿舍里自学。此后，他在全国跑过饮料瓶推销，在云南红河卖过进口高档葡萄化肥，还去智利待了一个月。当时有老板想把深圳华强北的山寨机推销到南美去，让他先学了一个月西班牙语，手机生意黄了，他唯一的收获是记住了hola （你好）和gracias（谢谢）。
刘洋锋回郏县之前，还在珠海做过一段单片机，用上了自己的计算机知识。小公司攒出来一台自动化设备，能精确地拿起来、放下，专门给手机做WiFi、主板测试，这正是马萌利过去在流水线做的活儿。
单片机速度快，24小时不眠不休，花几万块买一台，一个10人的流水线小组就全被替代掉了。而大公司做AI标注的结果，也会是大规模替代人力。李开复曾撰文表达过对AI技术快速发展的担忧，认为这将导致社会结构的洗牌，贫富分化加剧，很多人将面临阶层坠落的风险，进而丧失尊严：
“这种转变将为开发人工智能以及运用人工智能的企业带来大量利润……我们由此将面临两种无法和谐共存的新情况：大量财富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大批人员失业。”
但处于产业链末端的人，不思考这些问题。这离他们太遥远了。北京一位AI数据标注公司老板告诉我，“工人只是打开人家的网页，用人家的软件，在上面把人家的数据，按人家的格式给人家处理好，交给人家，公司接触不了人工智能任何东西，这个数据自己也保留不了。”“我们没有研发能力，纯粹也就是一个（代工的）富士康。”
在郏县，这还是个新兴产物，今年8月，刘洋锋在“郏县之窗”公众号上发了一篇招聘广告，文章把AI标注员的工作捧得很高：“在这个岗位上，其实你的一些想法就代表了人工智能的想法，人工智能会根据你加工的数据进行深度学习，从而实现智能化。”宣传的月薪是3000~8000元（上不封顶，多劳多得）。
“这都是噱头。”刘洋锋很诚实，“没有人能拿到8000，干得最好的能拿到4000多。”跟郏县遍地“2500~3000元”的招工广告相比，这已经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这个广告是刘洋锋请朋友来写的，号头条的刊例价是3000块，关系好，没要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