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当时的奥威尔尚未形成系统的政治观点，只有个人道德上的好恶，所以面对帝国主义制度，他并未提出什么实质性的解决方案，正如兹沃德林所言，《缅甸岁月》“对帝国主义做出了深刻的诊断，却没有指出脱离这个泥沼的路径”。为了摆脱这种罪恶感，奧威尔离开缅甸后即放弃了皇家警察的体面工作，以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与社会底层的劳工、无业者、流浪汉厮混在一起，将自己的重点从种族关系转向了阶级关系，以更加敏锐的观察力和更加犀利的笔锋创造出了《巴黎伦敦落魄记》、《通往维冈码头之路》等作品，为日后深度挖掘社会权力关系的扛鼎之作《一九八四》打下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