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还有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意象就是弗洛里的胎记。虽然在故事中被描述成“暗青色”，但在埃利斯眼里，这个胎记根本就是黑色，——“就我看来，他也有点太布尔什维克了。我可受不了谁成天跟土著混在一起。假如他本人就有黑人血统，我也不会感到惊讶的，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脸上有块黑斑的原因”。根据后殖民理论，肤色是种族政治这一指涉体系中的能指，而所指其实是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与肤色类似，胎记“暴露了弗洛里的他者性，是其非英国性的标志”，象征了他对缅甸土著的认同、对种族界限的挑战；而在他自杀身亡后，胎记代表“他者性”和反抗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随之消失，于是也就慢慢褪色，成了一块淡淡的灰斑。反观遭受殖民统治的土著，帝国主义者人为建构的身份左右了他们的言行与思维，甚至成为某种无意识，以至于他们把这种强加到自己头上的身份看得十分自然。詹明信借用弗洛伊德有关“压抑”(repression)的思想，提出了“政治无意识”的概念，认为意识形态的作用就是压制“革命”——不仅压迫者需要政治无意识，被压迫者也同样需要它，假如“革命”没有遭受压制，他们反倒无法承受自身的存在。也就是说，东方人在有意无意地根据西方人构建的他者形象塑造着自己。在《缅甸岁月》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印度医生维拉斯瓦米，此人谨言慎行，为人谦和，但极度崇拜欧洲文明，坚信东方人天生比白人低劣，单凭自身无法成就社会进步，而要依靠英国先进的管理技术来拯救这片落后的土地。他那一口句式冗长、极不自然的英文，是当时印缅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在跟白人朋友弗洛里的争论中，当对方斥责大英帝国“就是一部为英国人提供贸易垄断的机器”时，作为被统治民族一员的维拉斯瓦米却坚定地捍卫大英殖民统治：
“我的朋友，听到您这么说，我感到很可悲，真的很可悲。您说你们到这儿是来做生意的？没错，这一点不假。缅甸人靠自己会做生意吗？他们能造机器、造轮船、修铁路、修公路吗？没有你们，他们什么也干不了。……在你们手里，林子越来越好。你们的商人开发我国的资源，而你们的官员则出自纯粹的公德心，使我们得以教化，将我们提升到同他们一样的水平。”
由是观之，维拉斯瓦米医生不仅接受了施加在自己民族头上的原型形象，而且以西方文化为模范。实际上，当时有很多这种“黑皮肤、白面具”的中高层印缅知识分子持有类似态度，这自然符合殖民者的利益。
俱乐部：种族身份的象征符号
小说中种族区分最显著的例子当属欧洲人俱乐部的排他性。对于驻印英国人而言，俱乐部已不仅仅是一处供娱乐和社交的场所，而是种族身份的象征符号，是白人至上的中心所在：“整个俱乐部概念可说是这个世界上最具英国性的事物……尽管别处确实也都有俱乐部，但英国算是最超群的俱乐部之国”。在这个国家，“凡是人尽可入的地方都不会受到尊敬”。因此，英国俱乐部常常限制会员人数，以此体现其卓尔不凡；而在英属印度地区，俱乐部会员资格更是英国人的专属权利，它能大大强化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区别：“这种苦心造就出来的俱乐部会员制，其功能就是一方面确保殖民者独特非凡的素质，另一方面则是确保被殖民者永远都是等待被拯救的角色”。由于这种种族排他主义，欧洲人俱乐部在当地土著眼中被赋予了一种神秘感甚至是神圣感：
当你看到俱乐部的时候——那是一座破旧的独层木制建筑——你就看到全城的真正中心了。在印度的每座城镇，欧洲人俱乐部都是其精神堡垒，是不列颠权力的真实所在，是土著官员和百万富翁们徒然向往的极乐世界。就这一点而言，此地尤为如此，这是因为，凯奧克他达俱乐部引以为傲之处，就是在全缅甸所有的俱乐部当中，它几乎是唯一一家从不接纳东方人会员的俱乐部。
这家严重排外的白人俱乐部俨然成为“英国人的要塞，守护英国性不受外人侵扰的最后象征”；而对于土著来讲，它则代表声誉和权力的觊望，是一处“遥远而又神秘的殿堂，那座比天堂还要难登的至圣之所”。
20世纪20年代，面对亚洲殖民地的民族主义狂飙以及紧张的种族关系，驻印英国政府发出一份公函，要求尚无土著会员的俱乐部吸纳至少一名土著。作为全缅甸最后一个抵制土著会员的俱乐部，这一决定自然在凯奥克他达俱乐部引起了一阵骚动。除了弗洛里，所有英国人都极力反对，他们一想到“肚皮大、个头小的黑鬼隔着桥牌桌直往你脸上呼大蒜的臭气”就感到恶心。究其深层原因，则是因为他们深信：给土著(即使是身处高位者)以会员资格，将无可避免地模糊种族差别，威胁到自己的身份。因此，他们决意捍卫这仅存的公共空间，抵制非欧洲人的介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