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著社会中，俱乐部纳新的消息也引发了地方治安官吴波金与维拉斯瓦米医生之间的争斗。医生既是弗洛里的挚友，又是本地职位最高的土著官员，入选的可能性极大。同样垂涎会员资格的吴波金则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一切代价搞臭医生的名誉。俱乐部会员资格并非正式官衔，为什么这两人还如此不遗余力地争取呢？欧洲俱乐部这种物神崇拜般的价值，部分来自这样一个观念，即“它是英国性的本质所在，因此获得了会员资格就等于融入了大不列颠的内在传统”。换句话说，既然俱乐部已然成为英国性的象征，那么一旦土著得以登堂入室，就等于获得了“准欧洲人”的身份，而这种新身份所起的实际作用要远远胜过一千份公文。因此，当弗洛里不明白维拉斯瓦米医生为什么如此想要加入俱乐部时，医生极力强调其中的“声望”所在：
“我的朋友，这种事情，就是声望决定一切。其实吴波金倒不会公开攻击我，他也没这个胆子；可是他会诬蔑和诽谤我。而他的话有没有人信，完全取决于我在欧洲人中间是个什么样的地位……你根本不知道，一个印度人一旦成为欧洲人俱乐部的会员，他的声望能提高多少。进了俱乐部，你几乎就变成欧洲人了。任何流言蜚语也不能把你怎样。俱乐部会员是神圣不可亵渎的。”医生将俱乐部视为一座牢不可破的堡垒，一旦获得会员资格，自己就会变得不可侵犯，谁也不会相信对他的诋毁。这种“准欧洲人”的身份情结也适用于权力争斗的另一方吴波金。作为凯奥克他达的地方治安官，他已是权重一方，可在他眼里，同俱乐部的会员资格相比，自己一生的其他成就都不值一提：
一个低等官员一路爬进欧洲人俱乐部——这将是真正的伟业——而在凯奥克他达更加如此。欧洲人俱乐部，那座遥远而又神秘的殿堂，那座比天堂还要难登的至圣之所！波金，这个曼德勒的光屁股穷孩子，这个小偷小摸的办事员和无名小吏，将会走进那个庄严的地方，称呼欧洲人为“老伙计”、喝着威士忌和苏打水、在绿桌子上把那些白球敲来敲去！
这番内心独白同维拉斯瓦米医生对弗洛里的倾诉如出一辙。尽管两人在性格和人品上有着天壤之别，但在对俱乐部会员资格的热切渴望上实在别无二致。吴波金的妻子玛金是一个心地善良的缅甸妇女，她对丈夫不择手段要搞垮维拉斯瓦米医生很是不屑。可即使是她，在听到吴波金提到自己意欲跻身欧洲人俱乐部的宏愿时，也不禁憧憬起来：“她将在脚上套上长筒丝袜和高跟鞋，坐在高高的椅子上，用印度斯坦语同欧洲女士们谈论婴儿衣服。无论是谁想到这番景象都会感觉眩晕的”。思考着欧洲人俱乐部及其包含的荣耀，她平生第一次不带责怪地思量起吴波金的阴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弗洛里的最终覆亡同土著人对俱乐部近乎病态的迷恋是分不开的——吴波金对会员资格的贪求，使他必须将支持自己竞争对手的弗洛里除掉；而权力斗争的失败者维拉斯瓦米医生，对白人俱乐部亦是痴恋不改，最后参加了一家经常有印度律师出入的二流俱乐部，这家俱乐部最大的荣耀便是其唯一的白人会员，此人由于嗜酒如命而被船队公司解雇，如今靠修车过活，日子极不稳定——“迈克道格尔是个乏味的笨蛋，只对威士忌和磁电机感兴趣。可是，医生就是不肯相信一个白人会是傻瓜，几乎每天晚上都试图让他参与进自己所谓的‘文明交谈’中来，可结果总是让人很不满意”。
帝国主义的虽死犹生
在整部小说中，帝国主义思想根深蒂固，没有哪个英国人能够完全摆脱影响。弗洛里似乎是一个勇于对抗种族政策的悲剧英雄，但他内心也有着遵从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诱惑。他一方面反抗殖民者强加到土著头上的身份，另一方面又在有意无意地按照“白人老爷”的原型形象(即阳刚、高尚、文明)进行自我塑造。尽管弗洛里一心想要平衡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坚持让土著获得俱乐部会员资格)，但他对土著女性的态度却十分符合帝国主义逻辑——弗洛里的性伴侣缅甸女孩马拉美始终以一副客体化和他者化的形象出场，如同一个宠物或玩偶，而非独立的个人：“她那椭圆形的平静脸庞呈鲜铜色，眼睛小小的，很像个洋娃娃，是那种长相奇特却异常漂亮的洋娃娃”。“她的牙长得很好，就像小猫的牙一样。她是他两年前花了300卢比从她父母手里买了下来的”。从弗洛里的视角看，马拉美根本不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女人，而只是一个养来供自己玩乐的宠物。由此看来，弗洛里虽然在某些政见上同自己的同胞激烈抗争，但实则跟其他英国人没什么本质区别。而整个故事中正面人物的缺场，也揭示出奥威尔的态度，即殖民统治对宗主国的国民思想具有普遍的腐化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