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深知构建一个对立面的形象对自身至关重要，随即将目光对准了东方人。为了把二者区别开来，他们把东方人简化成一种固定的形象，总是跟无知、野蛮、肮脏相关联，以此来衬托自己的种族优越。换言之，在欧洲人身份构建的过程中，东方人失去其真实的身份，被迫变成他们被期待的样子。赛义德曾提出：“东方是欧洲的文化对手，是其最深刻和最常见的他者形象。此外，东方作为对照性的形象、思想、个性、体验，也有助于界定欧洲(西方)”。不管这种形象正确与否，它“一直是大众的参照系”。其结果便是：欧洲人认为自己的优越感乃是理所当然，并希望被殖民者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即有意无意地以欧洲中心观为先决条件)内在化，从而习惯于毁损自己的民族、接受自身的从属地位。
不可逾越的身份界限
在《缅甸岁月》中，欧洲人在各方面都强调自身和缅甸土著的区分，因为任何模糊这种区分的行为都会对他们的身份构成潜在的威胁。这让人想起霍米·巴巴的“模仿人”概念——所谓模仿人，就是深受宗主国文化教化的被殖民者。“他与殖民者越相似，就越容易对殖民权威构成进攻型威胁。殖民话语中模仿人的在场，就是针对殖民权力表征结构的解构”。 这种例子遍及整个小说——埃利斯是一个典型的英国沙文主义者，此人鄙视缅甸土著，其无礼之言充斥整个故事，如“这个国家暴乱横行就是由于我们对他们太手软了。唯一有效的政策，是把他们当成臭泥”。与这种公然的咒骂相比，书中的一处细节更能体现英国殖民宣传(即把先进文明引入落后国家)的虚伪：在一个骄阳似火的早晨，埃利斯问俱乐部管家还剩有多少冰块。当管家回答“我发现如今保持冰块低温可真够困难的”(I find it very difficult to keep ice cool now)的时候，埃利斯勃然大怒。发火的原因倒不是因为防暑的冰块不足，而是由于土著管家的英语过于标准和文雅：“你他妈的少这么讲话——还什么‘我发现可真够困难的！’难道你刚吞了一本字典不成？‘对不起，主人，冰块冷不了’——这才是你该说的话。哪个家伙英语开始讲得太好了，我们就得让他走人。我可受不了会讲英语的佣人”。在英国人高傲的作态下，是一种潜伏于所有帝国主义者心中的恐惧，这种恐惧导致征服者无法容忍土著的任何才智——虽然从纯语言学的角度讲，英语并不优于其他语言，但在英国人的心目中，一口文法严谨、措辞文雅的英语，代表着良好的修养和显赫的身份，假如土著变得和他们一样有教养，其“他者性”自然也就不复存在，随之一同消失的自然还有英国人的优越感。因此，殖民者对土著的教化(哪怕只是象征意义上的)只能有限度地接受。正如阿特金斯所言：“帝国的伟大时代，就是他们带领土著奔向文明之光的岁月，而当这光芒真的就在眼前的时候，却变得不能忍受”。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欧洲人对待宗教的态度上——故事中的英国人没有几个真正相信教义，但他们又把基督教看做自身与土著之间差异的象征，由此出现了殖民时代颇具讽刺意味的一个现象：西方传教士不遗余力地宣扬教义，劝说土著信仰基督，而普通欧洲人则对土著的皈依充满恐惧，害怕由此导致身份上的混乱。在《缅甸岁月》中，埃利斯本是个愤世嫉俗、亵渎神灵之辈，在祈祷时总是用赞美诗集挡着脸低声咒骂上帝，可面对土著信徒的加入，又俨然一副基督教捍卫者的姿态：
“我可受不了那些他妈的土著基督徒挤进咱们的教堂。一帮马德拉西佣人和克伦人教师，还有那两个黄肚皮，弗朗西斯和塞缪尔——他们也自称是基督徒。牧师上一回来咱们这儿的时候，他们俩居然胆敢跑到前排跟白人坐在一起。应该有人出来跟牧师说说才对。我们对那些在缅甸的传教士听之任之，真他妈傻到家了！居然去教那些集市上扫大街的，说他们跟咱们没什么分别。‘抱歉，先生，我是跟主人一样的基督徒啊。’真他妈厚颜无耻。”
在埃利斯眼里，东方人就应该维持低劣、野蛮、粗鄙的他者性，他们在任何方面与欧洲人的趋同都会破坏欧洲人用以自我界定的参照系。正因为这样，欧洲人不肯与土著交往，而是封闭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整天在俱乐部打牌饮酒、闲谈漫扯，生活死一般的沉寂和无聊。
主人公弗洛里不同，他对东方文化异常痴迷，十分反感帝国主义统治以及本国同胞对土著的蔑视。虽然他也曾酗酒狎妓、沉沦度日，但是对自身乃至整个大英帝国的堕落却能感到道义上的羞耻，对身边同胞的矫揉造作和无知自大深感嫌恶。因此，他走出俱乐部，与缅甸本土社会建立了广泛联系——他不光同仆人科斯拉以及医生维拉斯瓦米关系密切，还同中国杂货商李晔交好，这些关系同帝国主义理念以及英印地区的种族隔离与等级制度背道而驰。因此在其同胞眼里，弗洛里的言行实属异类，而他跟维拉斯瓦米医生之间的友谊，更是破坏了他本人在白人社区中的种族身份。埃利斯把弗洛里比作美国黑人教育领袖布克·华盛顿，把他蔑称为“黑鬼的伙伴”，以此将其“他者化”。就连初来乍到、对弗洛里尚有好感的英国女孩伊丽莎白，也对他领着自己到土著社区观看当地的皮威戏感到困惑不解——弗洛里对美好生活尚有企盼，巴望能有一个异性知己来分享自己的感受，去除心中的落寞与孤寂，所以才对初来缅甸的伊丽莎白充满了遐想和期待，可对方根本不欣赏这种蕴藏在原始文化中的美，心里只有惶恐与不安：“她环顾四周，看着这大片的黑色脸庞和可怕的火光；这奇怪的场面令她惊恐。自己在这种地方做什么？毫无疑问，像这样坐在黑人当中、几乎触碰到他们、闻着他们身上的蒜味和汗味，这难道对吗？为什么自己不回俱乐部跟那些白人在一起？为什么他把自己领到这儿，跟这群土著在一起，看这种丑陋野蛮的表演？”只有在返回俱乐部以后，伊丽莎白才感到安全和宁静，因为俱乐部那种“温文尔雅”的氛围，还有四周那一张张白人面孔，都能让她倍感安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