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天津市胸科医院驶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学科发展蒸蒸日上。邵宝生教授引进局部介入化疗技术，不但缓解中晚期肺癌患者无法进行手术、全身化疗副作用严重且用药量大的现状，更减轻了患者的疾病负担。随着腔内介入治疗学和影像医学的发展，介入治疗技术逐渐显示出了其独特的优势。1987年开始利用支气管镜代替胸腔镜对胸膜腔疾病进行诊治，1991年完成了天津市首例支气管镜引导下气管支架置入术。而后，科室又于1994年、1995年连续承办了全国第一、二届支气管镜学术大会。1995年，天津市胸科医院通过国家三甲医院评审，成为天津市唯一一家以防治心、胸疾病为特色的三级甲等专科医院。
专业引领：以重症学科建设扛起传染病防治“渡河之桥”
2002年担任天津市胸科医院胸内一科主任的李月川教授在医院组织的科室现状进行全面的盘点、学科发展、人才梯队建设会议上。他意识到，作为一个拥有50多年深厚底蕴的科室，胸内科在治疗常见病、多发病和救治疑难患者方面有着较强的实力，但当下重症监护治疗技术已落后国内先进医院的呼吸科，人才队伍更是青黄不接。“作为专科医院，应在呼吸专业领域在市内有所引领，只有‘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才能为社会做出独特的贡献。”李月川教授向时任天津市胸科医院院长程津新（前天津市卫生局局长）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计划：将散落在各科室的重症监护人才与技术集中起来，组建呼吸重症监护病房（RICU），以学科建设促进人才培养，并将其打造成为开展高风险、高复杂、高难度诊疗操作的平台。这一计划得到了医院的全力支持，很快购置了16台大型呼吸机、3套支气管镜等设备。建立了14张床的天津市第一个RICU，李月川兼任科主任。而正当李月川教授大刀阔斧建设学科的同时，我国公共卫生事业也迎来了21世纪以来的首次挑战。
2003年4月，广州、北京相继暴发了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不久，天津市也进入了“战时状态”。天津市卫生局立即抽调邵宝生教授到市传染病医院，负责指导抗击疫情与医务人员培训工作。很快，医院就转进一位非典疑似患者，正是天津市的“零号病人”。
邵宝生教授（左一）与“抗非”同事合影
天津市首例非典患者为输入型河北籍患者，是位冠心病患者，并伴有严重肾衰。在前往北京治疗期间不慎感染非典（SARS）。“虽经全力抢救，患者仍不幸死亡。而且，参与救治的医务人员也一个接着一个被感染，有的甚至牺牲生命。面对未知的疫情，我们是何等的心痛！但作为医者，我们都抱着视死如归的态度，必胜的信念，关键时刻，必须要上！随着天津市委市政府一系列强力措施的采取，天津市的非典疫情很快得到控制，但医务人员也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回想起18年前的那一幕幕，邵宝生教授依然无比痛心。“当时，在抗击非典疫情初期，打的是遭遇战，医务人员大都缺乏严重呼吸道传染病防治经验，也缺乏有效的防护用品，面对危重患者，仍然奋不顾身冲上去救治患者，一部分医护人员感染也因此不可避免……冒着随时被感染的危险，他依然每天坚持带领大家查房，制定治疗方案，亲自为患者带上呼吸机，鼓励患者一定要战胜非典！并不断总结治疗经验。“2003年的非典之战，为广大呼吸科医生积累下了宝贵经验。”
2008年，邵宝生调任急诊科主任。他说：“急诊科的核心作用是将院前急救与急诊科无缝对接，并通过与检验科、影像科、导管室、心内外科、胸内外科、手术室等多学科联合协同作战，快速地诊断、危险评估与处理，对高危患者进行及时的分类及治疗，为患者建立一条生命的绿色通道。”充分发挥急诊科的救治能力和作用，使急、危重症患者得到了最及时救治。
在呼吸内科临床工作49年，特别是担任急诊科主任13年来，邵宝生救治了大量呼吸危重症患者，发表专业论文10余篇，参与著书《呼吸疾病治疗学》、《呼吸内科医师手册》、《呼吸系统疑难病和罕少病》等，引进新技术和完成科研课题各两项，是青年医生眼中“神通广大”的老师、患者眼中“手到病除”的良医。但他却强调：有三分之一的疾病不治即愈，还有三分之一目前还无法治愈，只有最后三分之一是可以治愈的。医生应充分认识到医学的局限性，在充分利用现代医疗技术救治患者的同时，更要在精神层面给予患者照护和抚慰。“在老一辈的培养与言传身教下，我懂得了医德与技术同等重要，也希望后辈们在不断加强学术技术的同时，将这份医者情怀传承下去。”邵宝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