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下旬,全职摄影师蔓蔓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洱海的龙龛码头,一到附近,眼前全是提着白婚纱的新人,从清晨到晚上,总有人在这里取景拍照,早上拍日出,天黑了放烟花,码头没有闲着的时候。
洱海边上还有一个著名的打卡地,大家称之为“S弯”,弯道左边是洱海,右边有一座白色的房子,游客站过去拍照,有一种小清新、日系的氛围。这些天,弯道上永远站满了人,蔓蔓吐槽:“全是人,找不到弯在哪儿。”在社交平台上搜索“S弯”,点赞最高的帖子是:如何把弯道背景上的其他游客抠掉。
突如其来的人流,也让一些大理本地人也崩溃了。“救救我,我一个本地人抢不到早饭。”“打车打不到,买奶茶买不到,我都不敢出去吃饭,生怕排不到,那天去大理古城,差点给我挤沟里”。为了防止拥堵,本地人甚至主动放弃了开车和打车,改骑电动车出门。
荒诞
一成来大理,是为了寻找一种抽离日常的生活。
他在一家以卷著称的互联网公司工作,在公司待得久了,走路会变快,语速会变快,对时间的利用也会到“极致”,晚上11点,他还得拉着大家开一天中的最后一个组会。
但大理不一样,在一成心中,它代表着一种“慢”。在大理,没有人会问“几点了”,也没有人做计划,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规划。他喜欢洱海,带一杯咖啡坐在洱海边,看着蓝色的天映着蓝色的水,蓬松的白云在天上飘,时间就好像在这一刻静止了。
这里几乎算得上是他的精神家园,从2007年到现在的15年里,他已经来过大理二十多次,但他最想念的,还是疫情前的大理。他觉得那时的大理,处于一种“想热闹可以去热闹的地方,想冷清也可以去冷清的地方”的状态,从各个地方涌来的人们,让他体会到了一种乌托邦式的社区氛围。
相比其他旅游城市,大理自有一种独特——景区与生活区并没有完全隔离开,本地人跟游客可以在同一个空间里相遇,古城的街道附近散布着民居,也散布着民宿、餐厅、酒吧、咖啡馆、烘焙店,这些有人流就能运转的产业,能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也能支撑起文艺青年们成本并不高的生活。丹妮说,大理的很多景区和民宿会招募志愿者来工作,为他们提供食宿,不少人刚来大理,也会选择去古城摆摊,或是到咖啡馆打工来维持生计。
但在疫情发生后的这些日子里,大理的热闹与冷清都非常极端,乌托邦式的氛围也逐渐沉寂。
最先受损的,是那些开了店的老板。詹达在2019年10月来大理常住,热闹的记忆只持续了两个多月,之后的两年里,尽是无可奈何的荒诞。
一位开民宿的朋友,曾经把大床房的价格压到二十多元一晚,依然没有人住。开酒吧的朋友眼瞅着客人太少,请来“群演”凑热闹,参演的人,正是那些没有生意的民宿老板们。“群演”的工资在50-100元不等,但大家觉得,“苍蝇腿也是肉”。除了做“群演”,民宿老板们被“分流”,有的去摆地摊,有的去开网约车,詹达还记得,一位朋友去租车,车行的人一眼就看穿:“很多民宿老板都过来跑滴滴了。”
丹妮对今年的五一印象深刻,大家都以为,小长假大理会迎来一波游客,她认识的一个手握3个院子、十几个房间的民宿老板,为此一下招了4个管家,但最后,管家们都没咋派上用场,上个月再问,4个管家就剩一位了。她记得,五一那天,大理降温了,体感温度只有17度左右,还下了雨,走在古城的路上,一个人都看不到,“心比天还冷”。很多人倒在黎明之前最黑暗的时刻,民宿的装修费和购置的物品都不要了,直接把房子还给房东。
本地人的生活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木木记得大理古城的6月,不是暴晒就是暴雨,“街上编辫子的阿婆比游客都多”。有一回,三个阿婆围着她和朋友说:“我们三个可以一起帮你们编辫子。”她们砍价到20元,阿婆们面露难色地请求:“能不能多给我们一块钱,不然我们三个人不好分。”
那些工作相对灵活的人同样受到了冲击。导游小王一度转行,他在旅游公司没有底薪,带了游客才有收入,有好几个月,他的收入是零。同事们都离开了大理,去做销售、中介,他也买了个小推车,到古城卖地方特色小饰品,收入微薄。他跟女朋友本来打算结婚,考虑到筹备婚礼、买婚房都要花钱,婚期迟迟定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