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老舍被许多人认为诙谐有趣，善于捕捉细节和情绪入文。殊不知，越是敏锐、细腻如老舍，需要安静的创作环境。而那个年代，又少有邻居有为他人着想的念头，多忙着自己的生活娱乐，发出各种噪音。于是，在上世纪30年代，搬家也成了老舍生活中的一桩常事。
-节选自-
《老舍和他的作品》 胡金铨/著
后浪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从北伐后到抗战前，全国文艺性的刊物突然增加了很多。因为“供求”的需要，老舍就“大力增产”。
“量”一多，“质”的方面难免就差了。他说：“因为新起的刊物多了，大家都要稿子，短篇自然方便些……可是还有些是一挥而就，乱七八糟的，因为真没有功夫修改。报酬少、少写不如多写；怕得罪朋友，有时就得硬挤；这两桩决定了我的——也许还有别人——少而好不如多而坏的大批发卖。”
由零售精品到批发“行货”，老舍有很多不得的苦衷：碍于情面、应酬朋友和增加收入；往往在“半情愿”和“半被迫”的情况下，写了很多“敷衍差事”的文章。他说：“自己觉得很对不起文艺，可是钱和朋友也是不可得罪的。有一次，王平陵兄跟我要篇东西，我随写随放弃，一共写了三万多字而始终没能成篇。为怕他不信，我把那些零块都给他寄去了。”
老舍在伦敦
老舍是写长篇小说出身，后来改写短篇，也是为了应付各杂志编辑。他说：
“
自从沪战后，刊物增多，多处找我写文章；既蒙赏脸，怎好不捧场？同时写几个长篇，自然是做不到的，于是由靠背戏改唱短打。这么一来，快信便接的更多：‘既然肯写短篇了，还有什么说的？写吧，伙计！三天还赶不出五千字来？少点也行啊！无论怎么说吧，赶一篇，要快！’话说的很‘自己’，我也就不好意思，于是天昏地暗，胡扯一番：明知写的不成东西，还没法不硬着头皮干。
”
这些话倒不是老舍自谦，有几篇文章的确是短小而不精干，一看就知道是“赶”出来的文章。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叫《赶集》，也就是这个意思。
那时候，他的作品“量多而质杂”，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时间无法安排。老舍到济南后，生活固然很安定，但先决条件是要教书。而教书是既费精力又耗时间的事情——尤其他是个“新入行”的教授。
老舍教书很认真，永远是把授课的材料准备充足，讲义编好，然后到教室对学生朗读，再逐段讲解。无论是在“齐鲁”或青岛的山东大学，时常见他和同学们一起在图书馆阅读、编讲义。有一次同学问他：“最近写什么小说？”他回答：“没有时间啊！”同学又问：“你每天才教一小时，不是很空吗？”他说：“可是，我得预备讲义呀！这么一来，一整天就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