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情形一直延续到抗战之后，他实在忍无可忍，才决心拒绝各杂志的索稿，在《宇宙风》上登了个声明，题目叫《磕头了》。他说：
朋友们索要稿子，给我很大的痛苦。我的心愿意“有求必应”，我的脑子可是必须“力求节约”。头昏与头晕，在这五年来，时常的使我不得不放下笔。我不甘心放下笔。可是脑子既抛锚，手里紧握着笔又有什么用呢？这本身就是苦痛，我是高兴写文章的人。再加上朋友们的力索供稿，我的苦痛便加了倍数。
在抗战中，我写了许多不像样子的东西。所以，去年我决定写一部相当大的长篇小说，以赎粗制滥造之罪。这篇小说须有一百万字，预计需两年写成。但是，去年只写了三十万字，因为头晕与头昏时时跟我裏乱。今年，更不好了。一入春便头晕，半年中倒停笔了两个多月。照这样下去，今年至多大概只能写三十万字；而百万字非三年多写不成了！
朋友们，帮帮我的忙吧，别再向我索要小文！我一天，在头不晕的时候，只能写几百字或千余字。一篇小文便须占去一两天的工夫，假若“有求必应”，那个长篇便永无交卷之期矣。我并不敢说那个长篇将是怎样了不得的东西，不过我既已写了三四十万字，实在不情愿半途而废。几位医生都嘱告过我，须停止工作，休息半年或八个月，以免病痛越拖越深。可是，我不能遵命，因为停止工作，也就没有了收入，怎样活下去呢？我知道这样拖着病，三天打鱼二天晒网的写长篇，必定写不好，但是，我也知道，假如放弃了它，我必会因失望与闷苦而想自杀。尽管写的不好，能写完总比半途而废强呀！朋友们，让我在病痛的煎熬中写完那个要不得的长篇吧！一个要不得的长篇，在我看，总比东一下子西一下子的乱写短文更有点意思哟！在这里，我向肯帮忙我的朋友磕头致谢！
这段话说出了他的困扰，道出了他的辛酸。我想很多中国作家都有同样苦痛。
教书和写作很难“交叉作业”，鲁迅给许广平的信里提到：
“
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面时，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若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
老舍在那段时期也有同样的感受。
自称不爱猫的老舍，其实是个十足的“猫迷”
前面提过，老舍在齐鲁大学这段时期，可以说是苦乐参半。但他对济南这个地方始终没有好感，一直想换换环境。
一九三四年初，他决定离开济南，六月二十九日，向学校辞职，八月十九日乘津浦路南下，先到南京，和预先约好了的朋友白涤洲与齐铁恨碰面，大家在金陵石头城畅玩了几天。八月底到了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