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是为“稻粱谋”，单靠写作无法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他说：“设若我要是不教书，或者这些篇还不至于这么糟，至少在文字上。可是我得教书，白天的功夫都花费在学校里，只能在晚间胡扯；扯到哪儿算哪儿，没办法！”他在给王云波的信里也说：“狗急跳墙，没办法，只能以短篇杂文来应付。”
老舍与胡絜青的结婚照
教书和写作在时间上起了冲突，以至生活秩序大乱。老舍着了急：“创作这个准备就是最伟大的一个字——‘饭’。常常听见人家喊：没有伟大的作品啊！每次听见这个呼声，我就想到这样呼喊的人的心中，写家大概是只喝点露水的什么小生物吧？我知道自己没有多么高的才力，这一世恐怕没有写出伟大作品的希望了。但是我相信，给我时间与饭，我确能写出较好的东西，不信，咱们就试一试。”
若是“教授”和“作家”之间，由老舍自由选择的话，他曾肯定地说：“我最不愿意当教授，当教授是最没出息的。我每天要预备些演讲材料，要上学校去，这时间花得太多了。不当教授，我可以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写作方面去，当教授就破坏了一切计划，写长篇小说不行，写短篇小说，不能找到好材而只好马虎了事，这样有什么好贡献出来？我昨天写了十多页，今天统统送到纸篓里了。此处各杂志上写的散文也是在百忙之中草草应付的。”
关于应付杂志编辑，他曾坦白地说过：“朋友们索稿十万火急，短篇小说就非写不可；不是因为容易写。而是因为可以少写些字，早些交卷。”后来他甚至于把教书的讲义寄去发表，像《老牛破车》《怎样读小说》和《AB与C》就是这么来的。
老舍对“粉笔”生涯越来越厌倦。在一九三三年春天，他得了腰病，仍然要一边教书一边写作。到一九三四年，他许了个心愿：“希望能在暑后不再教书，专心写文章，这个是不容易实现的。自己的负担太重，而写文章的收入又太薄；我是不能不管老母的，虽然知道创作的要紧。假如这能实现，我愿意到南方去住些日子；杭州就不错，那里也有朋友。”
他为了这个心愿：一九三四年暑假辞掉“齐鲁”的教职，八月中到了南方；在上海、杭州、南京玩了一阵子，同游的有他的好友白涤洲和齐铁恨。在上海，老舍看见了文坛的盛况，但经过“深入调查”，卖文还是无法糊口，终于接受了青岛大学的聘请，重操粉笔生涯。一直到一九三六年秋天，时局越来越紧张了，老舍再辞青岛大学的教职，才正式成为职业作家。可是生活情况则大不如前了。
在青岛大学，老舍仍然不能教书和写作兼顾，有一次王统照和臧克家找他聊天，大家谈到写作计划，老舍说他曾想写一部二百万字的长篇，但因为时间无法安排，迟迟没有动笔。就是在他摆脱一切教职之后，依然为各杂志编辑逼稿所困，无法写自己理想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