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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去美国留学，跟当时的“出国热”有没有关系？为何会选择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系，据说你是该系百余年历史上的第一个外国学生？
严歌苓：跟“出国热”无关。那时我在国内的生活非常优越，作为专业作家，那么年轻就发表了那么多作品，一年一部长篇小说，别人形容说是“井喷式的创造力”。我沉浸在创作的快乐中，就像毕加索在十一二岁画出来的作品就是大师手笔，一直到年老还在不断变化，我有时对自己的创作力也很吃惊。出国那年，我正好30岁，我在29岁出版的《雌性的草地》，现在看来依然是部非常前卫的实验性作品。
我当时考了三个学校，都被录取了，一个是纽约大学巴夫洛分校的英文系，这个英文系在全美都是顶尖的，有很棒的作家在那里教书；一个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东方语言系；还有一个是哥伦比亚艺术学院，这所学校答应每年给我9000美元的全额奖学金，那时候谁给钱就去哪儿，我就选择了它。哥伦比亚艺术学院跟哥伦比亚大学是两回事，这所学校只有几千名学生，是一所私立的艺术学校，我觉得它很适合我。
没有什么比不写更可怕
新京报：在这所学校进行了怎样的写作训练？他们的课程是如何开展的？
严歌苓：我在这个学校读了三年，得到艺术硕士及写作学位（MFA）。第一学年，我需要补本科的内容，在教授指导下，系统地读欧美和拉美的名著，这种有纪律、有引导的读书是训练的第一步，现在的很多作家都欠缺读书。我在青少年时代读过的许多书，在那时重读一遍英文版，老师会让学生分析一些段落的写法，并用自己的语言把它重新描述，这种记忆是非常深刻的。我们的阅读非常系统，比如，一个学期要把南美洲全部魔幻主义作品读完，一个作家接一个作家地通读；读美国作家的作品，会很系统地分南部美国作家、黑人美国作家等等。这种读书的强度和深度，在中国的大学里是没可能发生的。
他们对写作的训练，在美国也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的系主任和他的太太发明了一套训练方法，据说现在还在使用。这套方法的第一步就是临摹，从一二年级开始，临摹全世界各种类型的小说，比如果戈理的喜剧、卡夫卡的《变形记》等，模仿大师的作品，就好像是拄着拐杖走路，让你熟悉全世界所有的写作手法和技艺；当你把技艺掌握了，到三年级，就开始走向自己的创作，写你自己选定的形式和题材。有了职业的写作训练后，每个人的发展情况就看自己的才华了，技艺可以让有才的人成为作家，让没才的人至少可以写点广告文案。
我当时就感觉这样的训练方式非常科学。上课时，我们十几个同学围成一圈，老师坐在中间，然后，他随机指定一个同学给出一个名词，接着叫第二个人接一个动词，用任何一个你能想到的最最独特的动词，让这个名词动起来。这种训练就是告诉学生，什么样的语言能使文章变得有活力、有动感，用名词和动词连接成你的小说的一个章节或者一个场景。老师经常说，没有什么比不写更可怕的，只要写起来，让语言流动起来，最后就会形成一种生理惯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