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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是很难创造的，要观察，要倾听，要记忆。作家的另一个重要禀赋是要有很好的记忆力，记忆会随着时间流逝过滤掉很多无用的、不相干的东西，最后提纯为具有小说价值的部分，它可能会扭曲变形，最后抽象为一种小说意象。
新京报：你曾提到在《妈阁是座城》写作前的采访中，一些赌场的叠码仔给你讲了很多血腥离奇的故事，但你在写作时并没有采用，因为想让小说去戏剧化，为何会这样考虑？戏剧性是文学作品的必备元素吗？
严歌苓：戏剧性肯定是必备的，因为一个有色彩的人物一定会产生戏剧，但是，如果用过于戏剧化的方式来表现，那就成了通俗文学。因而，我要一定程度地去戏剧化，要写生活中的常态，非常态可能让人怀疑故事的真实性。比如，故事中赌徒史奇澜的真实原型，在跳楼之后其实并没有坠地，而是顺着防护窗爬了下去，大家以为这个不还债的赌徒要逃掉，结果他一失足掉在一个晾衣架上，他下不去了，只能又顺着防护窗往回爬，爬到原来的窗子，被关押他的两个人揪回来。这个真实故事比我写的还要戏剧化，但如果这样写，读者肯定不相信，会以为是我编的。
刻意创造离奇，是为文学所不屑的，但刻意避开离奇则是另一种矫情。当年拉丁美洲的作家们把无奇不有的政治时局魔幻化，在魔幻的基础上来表现它的平常和无奇，也就是“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假如人的命运危机是家常便饭，那么这样的现实就超于我们理解的客观现实，就是所谓的“超现实”或者“魔幻现实”。我们民族上个世纪也是磨难重重，避开离奇，故事就所剩无几。化离奇为无奇，也是一种功力和挑战。
表现荒唐比直接控诉更高级
新京报：你的很多小说都以特定历史事件为背景，比如《金陵十三钗》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小姨多鹤》以日本开拓团为背景，还有很多小说以“镇反”、“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为背景，你曾表达过对中国近代史有强烈兴趣，你会在文学作品中有意识地投入自己的历史观吗？
严歌苓：这是应该让读者回答的问题，我的所有观点都已经在小说里，和我的故事、人物浑然融为一体。如果能把观念单独抽出来，那一定是很烂的小说，好的小说一定是把见解藏起来，因为不能拿你的见解来说教别人。
新京报：你有希望通过文学作品来起到反思历史的作用吗？曾有人批评你的小说“没有直接面对苦难”，缺少对历史的批判。
严歌苓：让读者反思历史不是我的使命，我写任何东西，都只因为它具备文学和审美价值。艺术是种很纯粹的东西，不能有任何“杂念”，说要表现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历史责任感、伟大使命，那就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