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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这样系统的职业训练，对你日后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严歌苓：我觉得攻读了这个学位，自己才算真正进入成长期。如果说我过去属于经验型作家，那么此后就在向学者型作家转变，我在美国完成了这个转变。
首先，我的技法问题解决了，我不会卡在一个视角里转换不过来，比如，内心活动与外部景观的转换，就没有什么难题。其次是养成了良好的写作习惯，每天坚持写作，就像上班一样。职业化的训练不能给你天赋，但是如果你是有天赋的，那么它至少可以让你在使用天赋时方便得多，容易得多，能使你的天赋得到最大程度的挖掘。
在学校，我们什么形式的小说都写过，侦探小说、历史小说、意识流小说，卡夫卡、果戈理、海明威的文体都写过。我们的教授认为，写作和绘画其实是一个道理，都要从临摹开始，所有的技法都是可以学会的，但最终能否成为作家，与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人文关怀有关，那是教不了你的，但至少技法可以让你把它们抒发出来。
首要的文学天赋是对语言的敏感性
新京报：许多到国外生活了几十年的华语作家，可以用英文日常交流或写日常文书，但始终没法用英文创作小说，但你用英文写出了小说《赴宴者》和一系列剧本，你是如何克服语言障碍的？
严歌苓：最重要的是不要给自己设限，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潜力边界在哪里，要不断地去尝试，It doesn't hurt to try。我在学校时，用英文写过很多东西，也在校刊上发表过小说，一开始我也没有自信，但我们的系主任对我期望特别高，说你不要再给自己找借口了，你可以写英文小说。他说，虽然英语不是你的母语，但是你知道小说是什么，你知道小说怎么写，一样是写人物、写细节、写故事。毕业后，他每次见到我都会问，你开始写英文小说了吗？在他的鞭策下，我终于写出来了。他就说，“你看，我早就说了嘛！”
新京报：你刚刚一直强调的文学天赋，主要指的是什么？
严歌苓：文学天赋首先是对语言天生的敏感性，让语言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并不是所有的语言都可称为文学，要把“文字”写成“文学”，需要对其赋予诗意、音乐感和美感。诗人之所以能成为诗人，就是因其对语言特殊的感受力和运用力。其次，作家应该有一颗特别敏感的心，他要对所有的人和事物都有好奇，对别人的痛苦能感同身受，有一种共感力。这种禀赋也不是所有人都具备的，很多人都很麻木，凡事无所谓。
我觉得，我有一双特别具有同情心的耳朵，我很喜欢倾听别人的故事，也很喜欢观察。比如，我去澳门赌场，看到一个穿着打扮很像大佬的赌客，一看就是所谓“成功人士”、“人生赢家”，他旁边放着一辆餐厅里的手推车，车上有一碗蔬菜面，他一边在赌桌上摸牌，一边大口吸溜面条，这个不堪的场景让我过目难忘，我把它写到了小说里。还有赌场的气味，因为很多赌客通宵不睡觉、不刷牙、不喝水，整个牙周和胃里发出难闻的臭味，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