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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蒋振立先生曾约我写过一篇介绍游寿先生的文章，刊在《现代书法》1998年第2期上。在文章中我写道：“在即将跨入21世纪之际，回眸20世纪的中国书坛，我以为，有三位高龄书家的书法艺术在晚年达到了超然世外的化境，这就是黄宾虹、林散之和游寿先生。”
如此大觉空寂之境界，非人力所至，而又非人力所不至者，与先生的勤奋、学养、经历及生活环境大有关系。
第一，眼界宽阔。游寿先生早年在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研究生院读书时，随胡小石学习的专业为先秦文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研究生毕业后，游寿先生主要在当时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教学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中央大学、中央图书馆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游寿先生曾说：“1943年以后，曾昭燏从国外回到昆明，又辗转到四川乐山李庄山中，她要打开‘善斋’一批青铜器，便找我去。在旧中国，一个研究金石的人能看到拓片，就可满足，现在能看到许多青铜器，太好了。在这阶段，我不但参与整理‘善斋’青铜器，而且还看到了留在箱库中未发表的安阳青铜器。”在李庄，游先生与学术界梁思永、夏鼐、李济、凌纯声、吴定良、向达、李方仲、董作宾、傅斯年等人共事。他们虽各搞一门，但经常开报告会，相互交流。抗战胜利后，先生在国立中央图书馆特藏组工作时，一次就向苏莹辉先生移交了自己编辑整理的金石拓片5510种，未登记金石拓片67种83幅，快雪堂帖一函五册、画像20幅。先生说：“解放后又到山东，古碑如山无人过问，也收了一些，都是好碑刻。”可以说，在20世纪的书法家中，能如此深入研究金石拓片的人是不多的。第二，用功之勤。这里的用功可分为两层意思：一为临摹之勤。先生书承李瑞清、胡小石一脉，这一脉被安徽的傅爱国教授称为“百年薪火相传的金石书派”。于金石碑碣可谓本家手段，而于专业研究，与曾昭燏共同构写了甲骨文前后编，每编辑考证一金石拓片，必反复摹写；二为书写量之大。这种书写是艺术与实用的结合，功力与浪漫的一种体现。在编辑先师书法集时，我见到了大量先生三四十年代的手稿，有笔记、题跋、诗稿、著作、教案，皆蝇头小楷，小者如小五号字一般，极似胡小石。先生仙逝后，其文稿大量流失，多被拆成单页后装裱成手卷、册页，而难以再成全文。这对研究先生的学术成果是无法挽回的损失。第三，坎坷一生。游寿先生前半生经历了“四二九”、“五卅”学生运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解放后又经历了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她由一名进步的青年学生、共青团员转而成为一位青年学者，学界名流，又南京而山东，山东而东北。文化大革命中，曾申请以自己身躯做原子弹爆炸试验用，可见先生万念俱灰矣。当年与游寿先生同在哈师大历史系的苏渊雷教授在《邺台瓦砚歌用竹甘泉汉瓦歌韵为陈幻云游介眉夫妇赋》中称赞游先生收藏的这块汉铜雀台瓦砚“一身饱谙沧与桑，区区哪计三分鼎”，亦在喻陈幻云、游寿夫妇经历之坎坷。第四，学养丰厚。游寿先生出生在一个世代读书之家。高祖游光绎为清乾隆年间进士，曾祖游大深为道光年间进士，祖父游宝荣为霞浦名士，父亲游学诚为光绪十七年举人。在这样的家庭中，先生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教育。在十五岁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师事前清孝廉邓仪中（邓拓之父）先生，后又入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学习。在金陵大学读研究生时，胡小石第一次在研究生中开设《书学史》课，这在中国书法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后先生著有《李德裕年谱》、《历代书法选》、《黑龙江考古初探》、《拓拔魏文化史》、《论北朝法书碑志》、《殷契选释》等大量著作。在考古方面也有多项成就，尤其是在先生科学推断和指导下，米文平等人在大兴安岭发现了拓拔魏发祥地嘎仙洞祝文，被视为建国以来我国长城以北地区考古的一个重大发现，为史学界研究鲜卑史乃至北方民族史，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第五，空寂心态。在经历了人生百般磨难之后，先生好似大彻大悟到了人生的道理。1980年我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读书并开始随先生学习书法，这时先生常年一身青布衣裤，行走匆匆，很少与人讲话，看似乡村老媪一般。当时全国书法热潮兴起，江南、中原书坛名流已一墨千金，盛誉光辉。而游先生的生活极其平淡，除几位学生外，少与外界接触，每日读书写字而已。先生80岁后的字却一变臻入化境，既不像胡先生，也不像从前自己的字，却像一个孩子写的。我想这是先生人生境界的一种升华，而边远北方宁静的生活也是成就这位书法艺术大师的重要因素，但这一点似乎很少有人想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