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期的球员一方面产生自校园，另一方面则出于体育单位的培训，尽管后一类球员的人数极少，却是代表地方或国家参加全国性或国际性球赛的精英，因此有一定的遴选和培训过程。以出席远运的中华队代表为例，球员必须先接受地区选拔，再以区域代表的身份参加全国预选；凡由地区选拔出的球员主要来自各校校队的精锐，在女子球队尚未蔚为风气之前，因仅有少数球队参加遴选，竞争性并不大。例如1927年因华东地区有能力组织排球女队的学校仅有裨文、民立和中西三所女校，这一年远运华东区的十六名球员代表即选自裨文和民立；其中六名在全国预选时入选为中华队代表。
理论上预选的方式应随着竞争球队日增而愈趋严格。实际上却不然，1930年首次举办的万国女篮赛因参赛者来自世界各地，中华代表队的人选备受重视，但代表人选并未产生自预选，筹备委员会系从两江、强南和六星等劲旅中挑选精英成军。1934年远运的女排代表也未举行预选，仅对具精良技术的球员进行筛选，在十五名代表中，上海的球员占了八名。
这些球员不是代表地方便是国家，因此主办单位给予严格的训练，并聘有专家指导。从1935年上海女篮队员的全运会前训练办法略窥一斑，受训球员有十六人，分前后两期，前期的训练期限是一个半月，每周三次，三周后开始进行友谊赛，以期增加球员间互助合作的精神，训练完毕正式选出十人代表上海市参赛，并进行后期训练，直至大会开幕始结束训练。后期训练每周四次，若经济宽裕拟采合宿办法，让球员在规律的生活下受科学化的严格训练，俾便球员的技能体力或精神均可达佳境。此外，又订有训练规约，要求球员切实遵守，包括服从指导员的命令、按时到场练球、不得无故缺席以及注意个人健康、日常生活与学习精神等。
总之，校园球队的组成有来自学校支持也有学生自愿，得助于学校的球队较能顺利成军，而由学生自组的球队在技术指导或经费上易陷入窘境，并有场地不敷使用的困扰，球员间甚至为此而冲突。不过这些问题尚能克服，有的情况则非球队所能控制，例如球类人才的难求、球队寿命的有限以及突如其来的战争等。尽管如此，女球员热衷组队参赛的热情并未稍减，经常无分昼夜地练球，这种精神显现女球员对球类运动的执着，也呈现她们对球赛战果的重视。除校园球员之外，另有由体育单位培训的球员，这些球员主要代表地区和国家出赛，故选自各精锐校队，再加以严格训练，培养她们的过程明显与校队不同。
（本文摘自游鉴明著《摩登大观园：当20世纪中国女性遇到媒体》，商务印书馆，2022年7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