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以劳动为荣的年代。
读小学的时候，每到假期，结束了一个学期的学习，小伙伴们都会成群结队，一起去农场找事情去做，也叫作“打零工”。或给玉米青苗撒化肥，或给刚长出不久的小茴香间苗，也许会去葵花地里锄草，总之，每个假期将会在劳动中度过。一天挣三五毛钱也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满足！
那时的学校打小就教育孩子们热爱劳动，上学的时候要带粪筐，星期天要割战备草，（备战备荒为人民是那时再熟悉不过的口号了)，假期里学校也会抽一定的时间，组织学生参加集体劳动。自然，孩子们也从不会把劳动当作负担，甚至会通过劳动收获某种快乐。
1972年初冬的一天，没有太阳，天阴得很低，仍然没有下雪，只有瑟瑟的寒风轻抚着枯了的树叶和刚刚褪去绿色的枯草，给广袤的华北大地涂抹上千百年来独有的色调。毕业考试之后，还没等结果出来我们就参加农牧场的劳动了，劳作一天刚回家，虽然还只是下午4点多，但蒙蒙的天际已然带来一丝傍晚的感觉。天空低得叫人压抑，也静得出奇。母亲抱着一撮柴火走了进来。
“听人说纸厂开始招工了，你也不去看看能不能报上名。”
母亲声音低得像是跟自己说话。自从父亲去世以后，一家人生存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的肩上，母亲没有文化，也没有固定的工作，有的只是健硕的体魄和对艰难困苦坚强的忍耐力。
那时已是文革后期，全国各地工厂开始复工，三天两头就有人来招工。看着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高高兴兴走上工作岗位，我是由衷的羡慕。初中毕业后，我就一直盼望着也有机会走出家门，走出我们这个贫穷的地方。因为纸厂就在本地，所以一开始就对我没多大吸引力。
为了不使母亲太过操心，我还是骑着自行车来到纸厂。
那时省里的五七干校迁到了我们这里，在一些有办厂经验的老干部的撺掇下，就办起了这座纸厂。厂子其实还只是建起一座厂房，还有一些没有拆去包装的机械设备随意地躺在院里，包装箱上松动了的三合板在寒风中猛抽着木框“啪啪”作响。
院里没有一个人。
我来到厂房前面也是刚刚才建起来的一排小平房前，认真的透过一块块挂满灰尘或贴了报纸的玻璃往里瞧。终于在一间办公室里看到了人影，可我没敢进去。
“进来吧！”
显然，里面的人看到了我。
“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