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自己不快乐》，作者: (法)马克-安德烈·迪富尔，译者: 张之简，版本: 阳光博客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年9月
具体而言，不快乐的根源包含了社会结构、世界局势、整体性文化氛围、人际状态、社交媒介及有所差异的个人成长经验等各方面内容。当结构性的社会不公与无法选择的“基因和家庭”将每个个体嵌入一定的位置和境遇，当聚集了人性之恶的虐待和暴力使“人”成为“凶狠如同掠食者”的同类的“爪下猎物”，与此同时更易被忽视的日常生活中的冷漠与暴力损害着人们的道德和神经，当对高尚志业或美好情感的追求与憧憬乃至看似微小的愿望和计划都遭遇“现实”的重重打击，当不可逆的“过去”与不可知的“未来”以类乎“末日电影”的形式向人类的生存目的与可能性发出严酷的诘问，某些“不快乐”似乎在情理之中。
由互联网开辟的虚拟交流场所更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绝望之感的蔓延。迪富尔认为，社交媒体的阴暗面在于其使“躲在屏幕后面”的用户“消除了仅有的一点同情心”，交流于是乎极容易演变为情绪宣泄，或有意的“冒犯”、攻击与激怒。可以看出，迪富尔对绝望之根源的挖掘基于其对当代文化状况的概览，同时也参考了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等理论。而马克思、弗洛伊德等思想者的伟大之处，某种程度上便在于他们从历史发展脉络、政治经济格局与潜伏在意识深处的生命原初经验、成长过程中的压抑与创伤等角度，为文明和人在现今时刻的存在状态提供了某种解释路径，由此正视了文明形态的种种缺陷及“人”的不完美处。
对于旨在分析快乐与不快乐等心理状态的学说而言，这些理论线索最为重要的启示便是“快乐”并非仅仅关乎个人努力与意志，相对应的，“不快乐”也便不是某一个体或群体的错误和缺憾。由此观之，所谓“快乐能力论”，有时便难免陷入唯意志论的偏见与困境，它“将一切归于意志力”，将快乐情绪视为自我照顾、自我激励、自我调节的产物，“因此让失败者陷入自责”。更进一步，“失去快乐能力”的人便在无力感与焦虑感的笼罩下，进入了“元情绪”的怪圈——为痛苦而痛苦，换取的只能是“痛苦的平方”。
《爱欲之死》，作者: [德] 韩炳哲，译者: 宋娀，版本:见识城邦 中信出版社 2019年3月
对于快乐能力论的质疑实则勘破了“个人主义”这一现代文化迷思。如迪富尔所言，“把人的命运归结为个人选择，是荒谬和麻木不仁的。以纯粹个人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幸福，会对大众造成更多痛苦，而不是愉快的情绪”。尽管以生命的意志与动能去追求愉悦幸福或许的确是人之为人的本能，然而，这种对“幸福/快乐”的“选择”并不应建立在片面强调自我激励与疗愈的“积极心理学”基础上。在警惕将一切不幸归咎于外物的“受害者情结”的同时必须意识到，“幸福”从来无法仅仅凭借个人之力达成。
更进一步，在“能力说”的表象之下，某种弥漫性的“不快乐”感的产生根源或许也与个人主义的行动准则和文化心态息息相关。德国学者韩炳哲在其著作《爱欲之死》中将“当今时代的个人主义”指认为杀死爱欲的罪魁祸首。它提供了各种“自恋式的自我满足的圈套”以取代纯粹之爱的自我让渡，而作为“满足”的反面状态的倦怠和抑郁实则也是同一心理机制的产物。韩炳哲将抑郁症视为“一种自恋性的病症，病因往往是带有过度紧张和焦虑、病态性控制狂色彩的自我中心主义”。对于自我的极度关注时刻伴随着对自我失控的惶恐，从而导致一种封闭和内耗的循环。
在心理建设与情绪控制方面，韩炳哲同样发现了快乐能力论的“狡猾”之处。它使得个体将自身视为“可以面向未来规划的项目”，通过“你能够…...”的话术激发个体不断开掘自己承受、消化、克服“消极”情感与情绪的能力，甚至不惜建构起一套自我压抑、自我剥削机制。在这条追求幸福的道路上，“谁失败了，谁就应该自负其责，不应该将责任推给任何人”。将情绪的个人绩效原则推至极处，爱这样一种内含复杂经验的情感状态也便有可能成为“积极性和项目化”的操作，无法接受任何伤害、挫折与磨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