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躺平、社恐、宅生存…种种流行词汇背后的精神状态与行为举止似乎都可以在“滤镜”与“沉迷”等逃避痛苦的方式中寻找到源头。情感的生成与耗散、自我的开掘与封闭同时在此发生。作为当今时代文化情境生产出的对于“不快乐”的回应与防御机制，这些现象里或多或少存在着真实的生命感受与建设性的心理和行动契机，但这并不意味着无需警惕其陷阱。迪富尔及许多人文领域的学者所做的工作正是对这些陷阱与危机的自觉勘探和警示。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逃避”的失败与对“痛苦”的无奈感知或许正意味着反思意识的生长。
如同韩剧《我的解放日志》的女主人公廉美贞所言，“那些过得健康又开心的人，说不定只是选择不去纠结这些疑问，再用‘人生就是这样’的谎言妥协”。而或许必须经由那些哪怕微小的“不服”、“不解”、“不妥协”的瞬间，我们才有可能祛除滤镜、摆脱沉迷，看一看那个更加真实的世界。
相遇和对话：
创造真正的“幸福”
在从事治疗与写作的过程中，迪富尔时时提醒自己，心理学家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系列症状或待治疗的疾病”。对鲜活具体的人的经验与情感世界、生活质地的关注由此成为他一以贯之的行动准则。然而，只有经由对“绝望之源”及“逃避不快乐”的方式背后群体性精神状态与文化症候的把握，心理学作为一个学科系统的整体性与介入性才得以产生，心理治疗的各种实践也由此具备了更为深远的社会意义，成为一种面向大众与未来的人文活动。这种由个到类的总结工作便体现在迪富尔对于逃避不快、强制幸福的陷阱的持续揭示中。
迪富尔所探及的一系列症状与陷阱或许仍可名之为个人主义的困境。如其所言，“在一个一切围绕形象和成绩旋转的个人主义社会里，表现自己的脆弱和承认自己需要别人，是一个挑战”。这种对各人“自己承担，自己负责”的情感能力的单向强调进而导致了情动理论家劳伦·勃朗特所言“残酷的乐观”——它使得人们在各自追求“好的生活”的道路上精疲力尽，以至于连近在咫尺的邻人的真实处境也无暇顾及。如果快乐取决于个人能力与意志，如果每个人尚且要为达到幸福指数、快乐绩效而拼尽全力，我们如何还能在“利他主义”的倾向中寻找快乐与对人类未来的期许？
《生产（第11辑）：德勒兹与情动》，作者: 汪民安 / 郭晓彦 主编，版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年5月
在抵达了“不快乐”背后某种整体性的文化困境后，如何“破局”便成为作者所要思考的问题，对此的解答也是心理疗愈的关键所在。面对这一难题，迪富尔似乎仍采取了“反求诸己”的思路，于个人层面寻求应对之策。在警惕将快乐幸福再度归结为自我能力之事的前提下，这不失为切实可行、给人以希望的路径。《允许自己不快乐》中以“敢于求助”与“自我帮助”为关键词，以类似心理咨询指南的文体为读者提供了一些实际建议。在达到实用目的的同时，这种写作方法也隐含了作者的核心关怀，即与读者分享在对抗心理痛苦的战线上的作战经验，并通过“温情的对话”，“谦恭而真诚”地将希望传递下去。
与“滤镜”和“沉迷”机制所可能塑造的封闭小世界或虚拟乐园不同，一种超越个人主义的幸福愿景必须以真实的、肉身性的、与他者的“相遇”为前提，美国心理学家路易斯·柯佐林诺的“社会突触”概念描述了此种“相遇”及相互依存经验于人的重要意义：“所谓社会突触，就是社群成员的空间。也正是它使我们从属于更大的有机组织，例如家庭、部落或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