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微笑、问候、寒暄等等行为，都凭借符号、声音、气味和话语进入这个空间”。调动全部身体与心灵感官感知他者的行动过程，蕴含着突破自恋式满足与忧郁的感性能量。而在当今文化情境中，或许只有暂且走出移动终端与虚拟社交平台为我们提供的精神领地，才能走进那个可以肉身相遇的、切近又遥远的世界。
《鼠疫》，作者: [法] 阿尔贝·加缪，译者: 柳鸣九 / 刘方 / 丁世中，版本: 凤凰壹力 译林出版社 2017年1月
在相遇的前提下，迪富尔进一步呼唤着敏感与同情，将之视为心理干预工作者的基本素养。而当某些突如其来的危机情境暴露了个人主义式快乐绩效的不可靠性，同情便愈发显出弥足珍贵的意义。也正如《鼠疫》中塔鲁对里厄医生所言，当所有人都处于鼠疫的包围中时，唯有保持同情能让人获得内心的安宁。这是一种对他人生命经验的敏锐感知，以及提供帮助、释放善意的尝试。它不仅意味着对“同”的辨识与欣慰，更要求着对“异”的包容与了解。
迪富尔以跳伞救助员为喻形容了心理干预工作者的情感状态：紧急救助高空坠落者时，只有在与他下降到同一高度的时刻打开降落伞或许才能成功挽救坠落者的生命，而若出于自我保护的需求早早开伞，便会在稳定的飘浮中与援救对象愈来愈远。同大多数要求走出舒适区甚至部分放弃自我安全感的情感取向类似，同情与敏感为个体带来的不一定是快乐与幸福，反而可能是深切的悲伤痛苦，然而在迪富尔看来，这却是追求幸福的行动所必须具备的真正能力。
以相遇为契机，以同情为动力，真正的爱由此诞生。就生活体验所催生的真实感受而言，绝望与希望皆非虚妄，乐观与悲观都不可耻，所需要的是自觉深入的感知、表达与互动。尽管“痛苦”等情绪无法量化，再精妙的语言或其他任何表达手段也都有其难以逾越的局限，但我们不该因此放弃对更为广泛、深切的感受力与理解力的追求。在艰难的直面与真诚的交流之下，人类的悲欢究竟可以相通。
而在心理疗愈方面，对“表达”与“倾听”能力的双重训练将导向一种以对话、启发而非仅仅是诊断与指导为方式的新型“医患”关系与治疗过程，在这里，心理咨询师与求助者成为了某种层面的伙伴与盟友，而这类交流经历也能够使求助者意识到，坦露不快乐的意义不限于自助，同样能够助人。
最终，迪富尔将指向自我与他人的双重了解渴望和关怀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连带感、责任感视为摆脱自恋、追求幸福的核心要义。以维恩图（编者注：用以表示集合或类的一种草图）为喻，迪富尔一再指出个体间世界的“互相交叉”，由此，每一个“我”得以在“我们”所构成的关系网络里，向各个方向、于各种交集中释放、补充自己的能量。意识到自己“无论在好的还是坏的方面，都是一个巨大维恩图的并集和交集”，或许便拥有了维系生命的“负担”与动力。如朱迪斯·巴特勒所言“无论具体形式如何，同他人紧密相连的命运都带来了遭受屈辱与不幸的可能。但是，这一命运同样可能带来解除痛苦的希望，更有可能让人理解正义与关爱”。在这个命运共通的世界里，哪怕微小的责任、挂碍与牵绊，都构成了生活的意义。
《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日] 上野千鹤子/[日] 铃木凉美著，曹逸冰译，新经典文化 | 新星出版社，2022年9月。
回到“脆弱”的主题，在敏感与同情的驱使下，迪富尔将脆弱视作人生的一部分，更进一步，“允许自己不快乐，接纳自己的脆弱”被期待着成为建构新的人际关系、社会模式与待人接物准则的心理基础。这与朱迪斯将生命“普遍的脆弱特质”视为质疑个体主义观念、改变社会情感结构的有力工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也令人想起上野千鹤子同铃木凉美通信中的经验之谈：或许人的精神和身体都是易碎品，而“把易碎品当作易碎品对待，这一点对自己和他人都万分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