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豫西一般进入六月就到了麦收季节，金灿灿、沉甸甸的麦穗随风起舞，金色的麦浪此起彼伏，仿佛在和大地分享丰收的喜悦，在向农夫频频招手呼唤：可以带我回家了。我的母亲就生在麦收的日子，所以外公给她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小麦。而母亲的脑溢血也是在收割麦子的时候，被突如其来的大雨淋湿，回家没在意，第二天清晨发病，从此半身不遂。所以麦子熟了，给我的感觉：一半是喜悦，一半是忧伤，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我对麦子的印象主要定格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我们70后童年的时候基本都是大家庭，比如我兄弟姐妹四人，而我最小，干不了什么农活，即使农忙时候，也只有打杂跑腿的份，长大后又出门读书，对于农耕，农活乃至庄稼到了几乎可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田地。尽管如此，作为农家子弟，麦子熟了给我还是留下不少点点滴滴，深深浅浅的印象。
渑池人的主食以馍为主，玉米面蒸的馍叫“虚糕”，金黄色，四方形；小麦面蒸的叫“白面馍”，是圆疙瘩馒头。在我七八岁以前，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前，除了过年，平时几乎没有吃过白面馍。全家只有大当家的爷爷一人能吃白面馍。我们吃的都是玉米面蒸的虚糕。虚糕刚出笼时还酥软香甜，放了两三天，就梆硬梆硬死难吃。母亲给爷爷蒸的白面馍装进篮子，高高地挂在房梁上，我跟不着（跟：方言谐音，抓，拿的意思），大哥，二哥他们弄个高板凳就可以“偷吃”。不过我太想吃了，就哭着闹着死缠烂打，逼着母亲给我吃一个。那时田地和麦子属于集体，大人出劳力挣工分，我对种麦收麦几乎没有印象。改开后，实行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我也大一点了，农忙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杂活。
我家分的田主要在北地，也就是现在渑池的新城区，收麦的时候，天不亮大人就带着镰刀，麻绳，拉着架子车去地干活了，而我的任务是到了八九点早餐时间，掂着一饭盒羊肉汤，锅盔馍送到我家地头给父亲，姐夫，大哥他们干活的人吃。羊肉汤是爷爷出钱买的，这是平时除了他谁都享受不到的待遇，因为收麦子辛苦，干活的人都能享受特殊待遇。
我送饭到地里的时候，大人们一般都趁着凉快割了一大片麦了。他们吃完早餐，继续加油干，因为我提前在家已经吃过，就留在地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碎活，比如跟在他们后面捡麦穗，把分散的麦穗小捆抱到一起聚成一大堆便于装车。割麦，清晨干活没有太阳晒是最舒服的，但天气变化无常，为了赶工，往往顶着烈日炎炎也要“汗滴禾下土”，尽快收割，让麦子早日颗粒归仓。我印象里渑池的麦田虽然不是平原的一望无际，但也是一块接一块，和麦浪一样高低起伏。地搁沿偶尔有一两棵野生槐树，便成了满头大汗的割麦人乘凉的好去处。说是乘凉，有时走到树下，就地一躺，死猪一样就忽忽大睡了。然而很多地头一棵树也没，农民不论男女便只有戴着草帽流着大汉接受太阳无微不至的热吻了。这也罢了，割麦，抱麦久了，胳膊，脖子上会起一片一片的红疙瘩，奇痒难忍。有时要难受好几天。割麦一般是接连几天，干到天黑，把麦子运到生产队的打麦场上排队等打麦机脱壳，大功算是告一段落。
打麦似乎是摇号决定次序的，麦场上蒙古包似的堆放着一堆堆麦，分别属于不同的家庭。只要天不下雨，便按照次序分户打麦。我记忆里我家的麦子都是排到半夜打，我们便在麦场守夜，挨到我们家了，父亲他们便开始忙碌。有送麦的，有扬场的，还有装麦的。我的主要任务是撑开布袋口，让大人把脱壳的麦粒一盆盆地倒进去，打麦机前后两个口，一个口塞麦穗，一个口出麦粒，两个都是风口，机器飞速转动产生的旋风，至少有五六级大，不但发出轰鸣声，震耳欲聋，而且尘土飞扬，让人未吃麦，先吃土，一个个都被喷的灰头灰脸的。有时需要交流，不但要大声喊，甚至要贴着耳朵喊才能听清，因为打麦机的噪音实在太大了。打麦父亲和姐夫是主力军，他们熟练地挥舞着木制的叉子和锨送麦装麦。每年我们家的麦穗大概能打十几包麦子，装麦子有粗麻袋，蛇皮袋，扎口是麻绳，塑料绳，这都是提前准备好的，有的袋子破了，还要打补丁。我家门口就是县面粉厂，粮食局，装麦的粗麻袋不缺，这种麻袋的缺点是一袋能装一两百斤，死沉死沉，装车难装，多数要两个人抬。蛇皮袋光溜溜的好抱，但装不了多少斤。把装进袋子的麦子拉回家堆放起来，大功告成就接近尾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