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路村的马王爷庙
因为搞驮运，一批大大小小的富商在崔路迭次出现；因为搞驮运，建筑考究的民居在崔路成片崛起；因为搞驮运，处于干旱丘陵地区的崔网易同城约会软件路在顺德府西乡声名远扬。据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五圣祠《重修碑记》载明，重修五圣祠的捐资中，按牲口计的数额几乎是按人口计的两倍；当时崔路前街住户拥有牲口252头。按此推算，当时崔路全村最少有牲口400多头，排起队来足有三、四华里长。同样是在这篇碑文中，鸿胪寺序班刘克振不无自豪地说“民康物阜即斯人亦咸登寿域矣”，意即养殖骡马搞驮运贸易使崔路人物资丰富、生活富裕、寿命增长。根据崔路老年人的记忆和刘学章先生对崔路村现存三块城隍庙石碑考证，在崔路村西南原有一座紧邻古驿道的城隍庙，其配房是官府驿站，东侧是为往来客商提供饮水的茶棚。城隍庙的修建肇始于一位晋商的路途遇险。该晋商运输一批货物去顺德府，他应顺德知府的邀请还要出资建城隍庙，经长途跋涉翻越道道山梁和沟沟坎坎后，夜宿崔路驿站。深夜，突有十多个匪徒前来抢劫。千钧一发之际，突有天兵天将降临，将土匪们赶杀净尽（很可能是当地的民团武装见义勇为，但因怕招致土匪报复而装神弄鬼）。晋商人货无损，认为是城隍老爷显圣，便禀明顺德知府，保护驿道畅通更重要，遂出资将城隍庙建在了崔路村。从此，这里土匪绝少，驿道畅通无阻。清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的城隍庙施茶碑，又名透灵碑，碑上有一直径约三寸的圆形孔眼。相传，当时村中人思念自己走西口搞驮运贸易的亲人，从这个孔眼朝西看一看，就可望见亲人的踪影，从而助其逢凶化吉，保亲人旅途平安。想来也是，走西口搞驮运，近到晋陕，远至包头、兰州甚至西宁，路途遥远，黄沙漫漫，关山重重，来回要三、四个月，中间遭遇凶险在所难免。崔路村曾经有俩人因路遇土匪亡命黄河岸边。在城隍庙设透灵碑，实是对人们进行心理抚慰、缓解焦虑情绪、满足他们心愿的有益举措。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城隍庙新加金碧重修北平房三间、东敞房二间施茶碑记载，此次修缮城隍庙和茶棚，崔路村五牌（村民里社单位）共施大钱三十二仟文，驿道沿途的周公村、大陈家庄、小陈家庄、东侯兰、西侯兰、东太常井、西太常井、峰门村、西牛峪、龙泉寺、柳林、路罗等村镇的店铺、村民也积极捐献银两。此次城隍庙施茶工程的捐款中，有些镇、村是由商铺出资的。其中，营头镇二十九家、路罗镇二十八家，表明驿道的畅通，驮运的盛行，大大促进了沿途经济的发展，也足见当时邢台县南路驿道商业贸易呈蓬勃发展之态势。而根据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重修城隍庙碑记载，不仅重修的组织者们带头捐、个人积极捐，还按地亩数进行了认捐。当时已经脱颖而出的刘氏永和家族的掌门人刘养众捐款8000文，高居榜首，本村共计捐款135200文。这次捐款的村庄从沿驿道线式分布，发展为组团分布。崔路周边的西侯兰、东侯兰、大陈庄、东陈庄、南唐村、北唐村、南岗西、北岗西、大桃花、东先贤、西先贤、王先贤、北先贤、周公、东桃花、祁村、龙化底、皇台底、大贾乡等19个村庄共计捐款39370文。这说明崔路村开创的在干旱缺水条件下走西口、搞驮运的发展道路已得到周边村庄的认可和积极效仿。崔路城隍庙及其碑碣，确为研究邢台县南驿道沿途历史、经济、村落、民生、风情、习俗的珍贵资料。
再寻发展机遇
清末明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迎来了又一次历史机遇，顺德府南关市场也走到了鼎盛时期，天津则成为洋货在中国北方的集散中心。机敏和富有开拓精神的崔路人，不满足于在邢台的发展，走出去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王柏倾是当时的佼佼者之一。初闯天津卫，他以收购废旧油桶为业，在经营中发现了商机，主动与洋人接触，以油桶换取了煤油的分销权，成为煤油经销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