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从大理到丽江一段是滇藏“茶马古道”的重要区间，不停地往返于云南、西藏的马帮，把产自云南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等地的普洱茶等物资运送到西藏、四川等地，经年累月，最终踩踏出了一条以骡马运输为交通方式的马帮之路。直到1941年，顾彼得去丽江的计划，仍然只能依托马帮的帮助才能实现。
没有大把的经费，也没有前呼后拥的随从，顾彼得只带着一个厨师便毅然离开昆明上路了。
说起来，顾彼得与1922年就进入丽江的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洛克博士相比，幸运得多。这时为抗日战争而兴建的滇缅公路早已在1938年8月底通车，它是给中国抗战供应各种军用物资的生命线。得益于此，顾彼得从昆明到大理下关这一段，有幸搭上了一段卡车。
虽然比骑马快了不少，但他充分领略了云南山路之艰险，对滇缅公路昆明至大理一段的行程，顾彼得心中充满了恐惧。他后来回忆，“经过无数U字形急转弯，越过好几座山脉，公路爬高了一万英尺左右，车子沿着令人头昏目眩的悬崖陡壁边沿开行，尽管沿途风光很美丽，可是它却一条十足的‘险恶的要命路’！”
当时行驶在滇缅公路上的绝大多数驾驶员是汉族人，主要来自地势低平的中国沿海地区。因为当时对驾驶员的需求十分紧急，为输送抗战急需的各种物资，当局不得不高薪从内地招募司机。由于不习惯在气候复杂多变、山势陡峭和急转弯令人恐惧到窒息的大山里开车，成百的驾驶员第一次试开就命丧山谷。
“我亲眼看见一些驾驶员冲下悬崖，从下面传来一阵刺耳的撞击声。几乎所有卡车都是超载的，许多车没有检查过，爬陡坡时刹车失灵，致使卡车往后滚，直至车毁什么聊天交友软件不收费人亡。除了时常发生的土匪威胁外，这条公路留给驾驶员的险情不计其数”，他事后心有余悸地这样记叙。
在抵达大理后的一天凌晨四点钟，顾彼得被从熟睡中唤醒。匆匆忙忙地吃了点食物，他听见了此起彼伏的喊叫声和锣声，看见“牢牢地拴在鞍架上的驮子在院子里排开，争斗着的骡马立刻被牵进来，当然伴随着许多有伤风化的咒骂声。每个驮子由两人举起，迅速安放到木制马鞍上，然后让马小跑出去到街上。我的手头行李很快被拴在一个类似的马鞍上，铺盖打开成坐垫，全部新玩意儿都披挂在一匹马上”。
在几个赶马人搀扶下，顾彼得上了马，吆喝着把马赶走，还有人向他叫喊，提醒他过大门时要小心低头。马帮的其他小分队也从邻近房子里陆续涌出。“按照锣声，额头上装饰有红色丝带、绒球和小镜子的头骡被牵出来。马帮的头骡向前走时，它先回头看看是否一切就绪，接着开始以轻快的步伐走上大道。二骡紧随其后，二骡装饰不如头骡漂亮，但是它还是很有权威的。马上整个马帮就紧跟在它们后头，它们朝前走时形成一个纵列。赶马人穿着鲜艳的蓝色上衣和宽大的短裤，在马后边奔跑。他们戴着美丽如画用半透明防雨丝绸做的宽边帽，帽子上有一束彩色帽带”，顾彼得对自己能体验如此特别的马帮旅行既兴奋又感到稀奇。
沿着古老的茶马古道，从下关开始，经过大理古城、剑川等地，在一座接着一座的高山中向着丽江穿行，艰苦可想而知。然而，贵族出身且享受过莫斯科、巴黎、上海等大都市舒适生活的顾彼得一点都没有抱怨马帮生活的艰苦，反而对此倍感新鲜和前所未有的兴奋，仔细观察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旅途中，他对马帮行进的速度感到十分惊奇。他注意到，马帮在平地上或下山时速度相当快，赶马人需要毫不放松地紧紧追赶。而且，那些粗俗的赶马人任何时候都在用日常生活中骂人的脏话在驱赶着牲口，还不断向骡马扔小石头和土块，催打它们前行。
一天，他们走到一条平静的溪流旁的一片草地上，马锅头招呼马帮停了下来，人们给牲口解除了鞍架，并喂上饲料和水，将驮子卸下放成一排，架起大铜锅，赶马人开始煮晌午饭。卸下了重担的骡马高兴地嘶叫着，开始兴奋地在草地上打滚。
由于马帮费用中包括了吃住，顾彼得与同伴们也都被分发了碗筷，跟赶马人一起吃饭。大家面对面地坐成一长排，从摆放在中间的大盘里取用食物和米饭。按照马帮的规矩，任何人都不能坐在这个长排的两头，因为赶马人相当迷信，如果有人坐在顶头会堵了马帮前进的路，接着便会大祸临头。那天很晚时，他们赶到了洱源牛街一个有温泉的地方。本想在温泉里洗个澡，可是池子里挤满了麻风病患者，顾彼得只好作罢，他设法睡觉，却睡不着，因为客栈楼下牲口磨食的响声就像是座大磨房的响声，赶马人仍在火塘边聊天，半夜里竟有老鼠从他脸上爬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