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德国有法律，如果行人在你家门口的道上摔倒了，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马路归环卫工人管，人行道归个人管。
当我看着整个人行道干干净净的，我就想到了我们过去的一句老话，「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我们这是批判的观点，觉得光扫自己家的门前雪是是不对的，是自私的表现。但我在那一刻觉得这句话是错的，因为人人都扫门前雪，他人瓦上没有霜。
我一下子悟到一个道理：我觉得每个人首先要顾着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干净的人，这个社会上龌龊的肮脏的人就会少，你说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在德国的生活，颠覆了很多我以前的价值观。那些年我完全重新学习，从柏林自由大学跳到慕尼黑大学，最后转去了科隆电影学院，我觉得上大学不是一种结果，不是拿到文凭，而是要学到东西。
等到毕业，已经是 1995 年，毕业作品《痕》拍的是南京大屠杀。
我发现德国人根本不了解这段历史，刚好这一年是二战 50 周年，我就决定拍给他们看看。这部片子我没有加一句解说词，没有一句我的感受，都是中国学者怎么说、日本学者怎么说、中国士兵怎么说、日本士兵怎么说。我已经学会了不能代替观众作结论。
后来《痕》在德国、法国都放映了，收视率不错，德国观众都很惊讶， 他们光以为是德国人在世界上犯了最大的罪行，没有想到日本人在中国也犯了这样的罪行。
©《痕》的放映会 / 交汇点
你看犹太人就是一直在批判在控诉，可是中国这方面做得差。我们讲究以德报怨，不存在什么以德报怨。对我来说该批判的就该批判，该感谢的感谢，两码事，对吧？
这也就导致我之后的作品都是关注真实的。不管创作什么题材，我都要去收集真实素材，比如拐卖妇女，比如拍《盲井》我也去矿井里做了调研。真实是一个基础。
我不是说《盲山》、《盲井》是非虚构，但是虚构也不能说假话。《阿凡达》是虚构的，但是它基于基本的价值观和人的情感，这是真实的。不管是什么形式，人的行为逻辑不能假。
在 2000 年回国后，我有段时间特别不适应，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重新入乡随俗。那时候我就特别想拍一部电影，因为我在中国、德国学的都是电影，但一直没机会正经拍一部。但我这个人名不见经传，没人找我拍，怎么办呢？
我决定自己花钱。
我比较幸运，2002 年的时候看到了刘庆邦拿了老舍文学奖的小说《神木》，觉得还蛮适合拍一个低成本电影。其实没想那么多，就照着小说版权页上的电话打电话给责编，要来了刘庆邦的电话。
刘庆邦知道我愿意用自己的钱把小说拍成电影后，很高兴，用比较低的价格就把版权卖给我了，给了我很大的改编权，还帮我联系人下煤矿。
©《盲井》海报
《盲井》的剧本我改了 6 遍。因为不了解矿区的情况，不了解生活细节，我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走遍了河北、内蒙古、贺兰山、陕西、河南 …… 半个中国的小煤矿。
了解矿工真正的疾苦之后，我的剧本有了质的变化。这之后我才不是从俯视的角度去看他们，而是真正走到了生活中，了解他们的辛苦、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诉求。
《神木》的小说在电影里占了 60%，我又补充了很多细节。包括到妓院、到邮局，以及两个骗子去卡拉 ok，很多情节都是我加的。
©《盲井》获第 53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 杰出艺术成就奖
你们都问我拍电影赚钱不赚钱的问题。我拍电影没想过能不能赚钱，多想了就拍不了了。我这个人有点傻，别人往下跳之前都知道看一下坑深不深，我直接连滚带爬地跳了。
拍《盲井》就没想过挣钱，因为我觉得它是不会亏的。当然如果拿钱计算肯定亏了，《盲山》也是，但是我不是拿钱计算的，我觉得它有社会意义。
很多人确实通过我的电影了解到社会上存在他们看不到的东西，这就是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