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风起云涌时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得以深切体悟新闻传播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创造人类福祉的公共价值。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多元杂糅氛围，激发了跨越学科壁垒与专业边界的学术好奇心，个人研究逐步涉及新闻理论、传播理论、媒介文化研究、城市传播等。及至新技术繁盛，大众媒介转型，数字媒介实践全面崛起，研究兴趣遂聚焦媒介理论。期盼未来在个体短暂的学术生涯中，参与并见证中国媒介学的创建。
数字媒介对于人类文明的最大挑战，是突破“人的尺度”。控制论之父维纳所预言的“人与机器完全相当”逐渐成为一种现实。这带动了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人类生存境况的巨大变革，也引发了对于人类主体性及其文明的思考。技术媒介与人之主体的互构，深深地潜藏于历史，并越来越显著地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当今数字技术迸发的动能，更使其成为当今人文社科领域最具前沿性的重大命题。
突显了人与技术耦合的最新状态
“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古希腊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名言，突出了人类作为认知自身及世界的主导地位。这一思想在文艺复兴时期被创造性地使用以反对中世纪的“神性”，赋予“人性”以正当价值。欧洲启蒙运动更确立了理性人的主体地位，提出了认识论主体。布洛克概括了西方看待人和宇宙的三种方式：聚焦上帝，把人看成是神创造的一部分；聚焦自然，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聚焦人，以人的经验作为对人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牟宗三精辟地概括为神本、物本、人本。这第三种人文主义正是“人的尺度”思想在现代的演进，它对于冲破专制社会的宗教垄断具有重大意义，展现出解放思想的强大力量，开启了现代文明。但现代性确立之后，西方人文主义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都遭遇挑战，正如霍克海默所言，启蒙走向了它的反面，理性在祛魅的同时又树立起自身的绝对权威。对于理性主体及人文主义的反思构成了西方现代性批判的重要议题。二战后，理性人、人类中心主义、人与自然环境的主客体对立等观点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就媒介研究而言，在人文主义的现代性范畴中，人与技术媒介关系的经典理解是：人是理性主体，技术媒介是实现主体的手段和工具，处于客体的位置，不可僭越人之主体性，否则将危及人类文明。这也构成了大众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前提。
当前数字技术的崛起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媒介革命，冲破现代性确立的“人的尺度”势在必行。在这个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历史时刻，一方面，基于人文主义传统的危机论不断涌现，对于智能技术威胁人类主体产生深深的忧虑；另一方面，后现代、后人类、技术哲学、环境学、人类学等理论思潮认为，这正是反思人类理性膨胀的妄自尊大、重新审视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及其与非人主体之关系的难得契机。哈贝马斯说，后人类把过去视为万物尺度的“人”去中心化，既令人兴奋，也令人焦虑。这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正面临重大转折，人类文明何以为继、何去何从，有赖于当前全人类的卓越智慧与齐心协力。
数字技术对于人的尺度史无前例的突破是，通过把世间万物数据化，将人与物纳入计算机的信息反馈系统中，打通了有机体与机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控制论认为“死”的机器和“活”的有机体是等同的。当代中国系统科学研究者评论说，在方法论上看，维纳把两类迥然不同的对象——机器与有机体——放在同一个概念体系下来考虑，这是他在思想上最重要的变革。技术哲学援引考古人类学成果指出，从来就没有本质化的人，人类演化为当前的生命形式，正是因为人类是能够使用并发明技术的物种，技术早已深深地影响、嵌入人类基因及其发展历程。当前数字媒介的崛起突显了人与技术耦合的最新状态，媒介研究亟待超越既有的“工具论”“再现论”“建构论”“交往论”等，在主体论、存在论层面拓展新的研究视域。
数字媒介对人的尺度的突破，集中体现在两元对立论的坍塌。诸如人类—技术、过去—现在、个人—社会、时间—空间、自然—文化、物质—精神、身体—意识、主体—客体、现实—虚拟、人—非人等。如果将媒介理解为两元之间的中介化过程，数字媒介正引发形形色色的两元趋向于交织融合，并生成出崭新状态。媒介的作用是在原本隔绝的存在物之间建立关系，但这决不是简单的两物相加，而是在中介化过程中不断实现多重关系的连接、转换，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状态。以现实—虚拟、物质—精神这两组两元论为例，某些观点关注数字媒介的去物质化倾向，及其对于虚拟空间的营造，意识、精神仿佛可以脱离物质和现实而存在；另一类观点则强调媒介的物质性，认为物质是任何媒介不可脱离的现实基础，对于虚拟性、精神性具有根本的规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