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道战》里的老鬼子山田，到《地下交通站》中的野尻队长，这些年活跃在抗日神剧中的太君们，名字是五花八门。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正常类和非正常类。
非正常类姓氏，虽然有日本人叫这个名字，但放到中文语境里有点变了味儿的姓氏，比如犬养、野尻之类。
明治维新前，日本百姓是没有姓名的。直到1875年2月13日，明治政府颁布最高级别的太政令，让每个日本人必须有自已的苗字，这是国民义务——史称《苗字必称令》。苗字，日语里也写作名字，但并不是中国人认知意义上连姓带名的名字，根据日本民法750条和790条的解释，在法律层面上，苗字被称之为“氏”；大众一般把苗字叫作“姓”。
这个倒跟中国一样——比如说李二狗说自己免贵姓李，但实际上李并不是他的姓，而是他的氏，至于二狗的姓到底是什么，那得从上古那几个姓里头慢慢找了。不管是姓是氏，所谓苗字，总体来讲，是指能表明家族的一个标识——顾名思义，茫茫人海中，为了辨别你具体来自哪棵苗的沧海一粟，比方说工藤新一，苗字工藤；野比大雄，苗字野比。
虽然苗字作为大和民族从中国学来的姓名文化中的一部分， 但长期以来都只是统治阶级的专属。只有武士公卿这种士农工商里的“士”，才拥有苗字的权力，普通老百姓里有资格得苗字的，最多百分之一二，通常也就只有一个称谓代号，比如老大叫太郎，老二叫次郎等等，编号人而已。
1875年，为了体现明治维新中四民平等的思想以及便于管理国民——毕竟一个村儿两百人，喊一声太郎就跳起来一百二实在有点难搞——朝廷宣布，每个日本国民必须在一定的时间段里给自己取一个苗字。所谓“一定的时间段”，虽说是根据各地情况长短不一，但原则上不超过半年。
虽说半年，实际上根本没有那么久——朝廷规定半年，落实到县可能就是四个月内，县里落到各郡市最多俩月内，郡市落到乡村也就一个月内。到了村呢？给你们三天，各自想一个苗字出来，想不出来的，抓去坐牢。
老百姓懵了，毕竟活在十九世纪的农民弟兄终究还是有不少文化素质的局限，大多数人都想不出什么苗字，偶有想出的，那也都不是什么正经名儿。最终，大家只能去拜托村长，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跑过去，拜托您老人家，给我想个苗字吧。
可村长说到底也是农民啊，能怎么办？只能碰啥叫啥。比如，某个人，说好四月一日交名字，但到了当天音讯全无，村长不得已，亲自上门催要，然后发现他正在田里劳动，问他想出来了没，果然没想好。村长灵机一动，说那你就叫田中吧。可是一个村儿里一半人叫田中似乎也不合适，于是又给起了山田、本田、金田等等，反正都是在田里想出来的。还有人的家门前有条河，于是叫河上；隔壁住下游，叫川下；邻村有个人开门有座山，就叫山下；像《亮剑》里的山崎大队长，祖上多半是住在山旁路边的那户人家。
再有人，说好了四月一号交名字，到了当天啥都没想出来，眼看就要被抓去坐牢了，急中生智说道：今天不是四月一日么？那我就叫四月一日行不行？还真行，日本不但有姓四月一日的，还有姓正月一日的。
总之，在这个想名字的过程中，日本劳动人民充分爆发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精神，敢想敢干地琢磨出千百万个惊天地泣鬼神的苗字。
就这样，短短几个月内，日本列岛上几千万老百姓呼啦啦地有了自己祖宗十八代都不曾有过的苗字。这对明治维新后日本的人口管理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丰富了百年之后中国影视工作者们的剧本。
多年以来，中国人民群众对日本文化普遍存在各种误会，其中一个就是名字。但凡涉及日本的电视剧，里面的日本人叫什么的都有，简直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地步。
大家普遍觉得，不管怎么排列组合汉字，它都可能是一个日本苗字，安在抗日剧里准没错。
总体而言，编剧们在抗日剧里给日本人起名的水平，大抵不会超过明治年间的老村长们。仔细数来，这些年活跃在屏幕中、通过十四年巧藏妙逃才得以脱离中国、为广大人民群众增加娱乐元素的太君们，他们的名字其实倒也不是编剧一拍脑袋想出来的，都是唤有典出，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正常类和非正常类。
正常类就是确实是常用的日本人的姓氏，比如佐藤，铃木，山田，山本之类，跟给中国人起名一样，姓张、姓李、姓王。读起来没有不妥、也不值得去细琢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