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曾说过，“任何人都不能成为他生长环境的法外之徒。”身为作家， 班宇用冷峻、克制的笔触在短篇小说集《冬泳》《逍遥游》中描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至千禧年代初期的中国东北。他写饲养 蚂蚁的男人、落魄的小说家、手臂被卷入机器的印厂工人、沈阳铁西区的爱与死亡，以及沉溺与坠落于社会体制转型期的男人与女人们，林林总总，无不投射出东北大工业历史的缩影。他说写作是对记忆的一种重塑，而观者透过他的记忆与文本，得以重新窥见、亲近东北的地域文化和历史。
距离第一部小说集《冬泳》出版过去了近四年，比起彼时文坛崭露头角的热闹，如今的班宇多了一些新的身份：他开始现身影展。去年深秋，一张在平遥国际电影展曝光的概念海报宣告着班宇同名小说《逍遥游》被正式改编为电影。
对话从《逍遥游》开始。作为班宇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影作品，故事讲述了患重病的女孩许玲玲生命消退的境遇，她努力在落魄生活中维持着礼貌周到的表现。迎来生活的重击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欲望和生命力将走向何处，这是小说家的好奇。青年导演梁鸣执导了电影，用镜头呈现了与小说颇有出入的另一个东北侧面。
电影在距离沈阳铁西区五十余公里的抚顺拍摄夏天的戏份，班宇闲时去探班。剧组在一间快捷酒店安营扎寨，包下了三四层，每晚住宿只需要 80 元，看着每天大大小小的道具图、布景图把狭小的工作空间塞满，他觉得大家齐心协力认真地干一件事挺有意思。昔日在键盘上写下的文字一点点成真的喜悦，班宇来不及感受，取而代之的是平静。他说剧组运转得特别快，每天投入其中，一切来不及想太多。
作为原著写作者，班宇的身上没有某种渴望控制作品走向的企图心，准确来说，他并不担心自己的小说在影视改编之后，很难精准还原出写作过程中的预期以及自己眼中的东北。他说梁鸣镜头里的东北经过复杂的解构后，多了新的面貌。“没有萧索，没有大雪，反而是一个特别潮湿的，饱和度特别高的，特别明亮的新世界。这也是梁鸣上一部片子《日光之下》打动我的原因之一。我觉得导演所展示的，不是出现在媒体、公众号和一些读者们印象里的东北。当然，我这么说，可能我是把跟我不同位置的人的视角过于固化了，只不过，我想把整个东北的形象做一个扭转，或是重新再修饰。”
说起去片场探班的收获，班宇现在回想起来，更多的是伤心。他复述了一遍，“特别伤心。”在《逍遥游》饰演父亲的演员涂门拍完夏天的戏份后，因病忽然离世的消息带给整个剧组巨大的损失：换角，重拍，昨日并肩作战的伙伴们必须直面丧失同伴的悲恸。“所有剧组的人都特别伤心。我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是涂门老师在夏天戏里对父亲角色的表演诠释，有几场戏，剧本里没有写，是涂门老师现场即兴加的戏，特别舒服，就是一个父亲应该有的态度和动作。前几天，导演看了夏天拍摄的素材，跟我说觉得涂门老师演得非常非常好。《逍遥游》可能是涂门老师生前参与的最后一部作品，我想主创团队应该会通过某一种方式保留下来涂门老师最后的影像。”
班宇很容易被生命的瞬间触动。出现在《逍遥游》中的两位女人许玲玲和谭娜，外表看似“彪悍”，内在克制、冷静的形象还原了他在这块土地上所看见，所理解的女性。他语速飞快，说起冷面店女人的故事。1999 年的夏天，刚刚小学毕业的班宇坐在家门口开的冷面店吃冷面，几个男孩围坐一团，顺便研究怎么打游戏。忽然门外开来一辆摩的，车后方坐着一个长得挺漂亮的、很会打扮的女孩，模样看上去十八九岁。“车停到冷面店门口，她腿抬得特高从摩的后座上跨下来之后，冲着坐在冷面店外的人群就喊：两元，两元！”班宇的记忆鲜明，仿佛时间从未染指。“原来，女孩有两个朋友在冷面店吃冷面，她是来找朋友的，她没有钱付两元钱的车费。其中的一个朋友呢，就冲着她说，昨天晚上你跟哪个凯子走了？见我面就说两元，两元！这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场景。”
写许玲玲这个角色的时候，班宇不自觉地像过电影一样在脑海中回放在冷面店偶遇的女人们。“你会觉得这三个女孩可以整天整夜地去玩，没有钱，但没有钱还敢打车，因为知道会见到朋友，就是这样的鲜活、洒脱、迷人，有生命力。在世纪末的时候，你看到这种东西会觉得好像我们的新世纪还有点指望。我那个时候会觉得美，但这个美是转瞬即逝的。现在回想起来，她们这样的状态并不能维持到 25 岁之后，只是那么一点点最好的时间。你会想到最好的时间总会过去，一点点消失。即便如此，她们也拥有那么有生命力，那么不羁，没有规则约束的生命瞬间，还挺感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