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姑且称他为“小杰”。小杰今年27岁，这是他步入这个行业的第二年。根据互联网上流传的信息，我们可以拼凑出他生前的经历：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辅修法学双学位，随后在清华大学取得法律硕士学位。2020年毕业后，小杰成为一名律师，从事非诉讼业务。转折点发生在今年八月底，小杰被就职的律所开除，理由是违反保密规定。几天以后，同事们发现小杰失联；再然后，就传来了他的死讯。 他的死在律师行业激起涟漪。在外界的悲痛与不解之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工作细节浮出水面：高薪和光鲜并不是这份工作的全部，无形的痛苦长久地存在着。超长的工作时间、普遍存在的职场PUA和无处发泄的压力，长期摧残着新人律师的精神与身体。一位在律所工作过的采访对象告诉我们，“这是一场漫长的战役，唯一的办法只有熬过去”。
小杰去世的第二天，前同事王磊接到了消息，“真的不敢相信”。
王磊是小杰在D所时的同事。王磊说，他们曾有不少工作交集，始终在微信上保持着联系。8月25日前后，他听说小杰被开除的消息；8月30日晚，小杰自杀，抢救无效身亡。 小杰“被开除”的来龙去脉变得至关重要。根据王磊的讲述，为了业务信息保密，D所要求所有员工使用AWS虚拟系统存储资料。被开除前，小杰接到了一份紧急工作，由于系统上传、下载数据步骤较为繁琐，且操作常有卡顿，为使团队能按时完成工作，他将部分资料以网盘形式传给了项目组的其他成员。这一行为得到了senior（指导新人律师的资深律师，二者间通常无直接行政管理关系）的默许。 项目结束后，D所的管理合伙人得知了此事，认为小杰“违反了所里的保密规定”，决定开除他。整个过程充满人情与制度的博弈，负责该项目的合伙人曾多次为小杰求情。但最终，管理层认为，“纪律大于一切”，小杰因工作过失被辞退——按照劳动法规定，过失辞退无需赔偿n+1，这次失误也被永久地记录在小杰的工作履历里。 王磊回忆，被开除后，小杰身边的朋友都感觉他“明显消沉了起来”，常常陷入自我怀疑。在他看来，这次挫折成为了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小杰。
小杰工作过的D所，是一家以高起薪、高强度著称的“精品所”——在业内，律所的等级呈金字塔分布，最顶级的律所被称为“红圈所”，包括金杜、君合、方达等八家律所；次一级为“精品所”，小杰曾就职的D所便是其中之一；在金字塔底，还有数不胜数的“普通所”。 通常来讲，律师的薪资也按金字塔型排布。但D所是个例外，在这里，律师的起薪能够达到30000元/月——大于等于红圈所的薪资水准。常人难以忍受的工作压力，也成为高薪的代价。 首先是超负荷的工作量。一位在D所工作过的律师刘昍告诉我们，律师必须24小时待机，连续两三个通宵也是常事。在民商事非诉讼领域，大多数工作时限很紧，“有时候是客户要的急，有时候是律师们想要尽快交工来赢得客户信任，所以自我push”。刘昍记得，之前有一个项目，由于相关法律刚刚修改，项目报送没有先例，合伙人想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于是，整个团队不眠不休赶了两个通宵，才完成申报。这种迫使律师工作到凌晨甚至通宵的事件“常有发生”。 网络上流传着一份来自D所的《谈纪律》，里面写道：“‘不人性化’（不讲人情）不等同于不尊重人性。什么是人性？人性包含在利益和情感上的需求。律所首先是企业，D所也不例外。企业要充分理解并尊重每位成员利益方面的人性，而感情方面的人性，则主要由家人和朋友去关注。”一位就职于D所的律师说，这篇《谈纪律》是写给员工们的新年邮件，后来被收录进新员工培训手册。 许多默认的、无法反抗的规定出现了：周六必须上班打卡；鼓励加班到晚9点之后；不“鼓励”律师跨组吃午饭，因为“对工作效率的提高毫无益处”；在D所总部，甚至有领导一度住在律所办公室对面的公寓，用望远镜“观望”所内的工作情况。 律所完备的组织架构支撑着这一切。在D所，每个人的上下班时间会被精确到分钟，由前台直接上报给合伙人。IT会随时检查律师工作电脑中各项软件的使用情况，致使小杰被开除的“工作失误”中，使用网盘传输数据这项关键证据，便是由IT直接汇报给合伙人的。财务还会按照指示，修改报销和结款账单。刘昍说，“职能部门像合伙人的‘锦衣卫’，不仅在打卡、报销、装软件之类的事情上对律师们颐指气使，还会把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汇报给老板。” 当“不人性化”被无限合理化时，工作失误便成为难以被容忍的事情，律师们总要为此付出各种代价。刘昍记得有一次，因为给客户的非正式文件里有一个笔误，senior将他叫进办公室骂了整整两小时，说他“不配当一个律师”，他也曾听到刚休完产假的女律师被指责“怀孕把脑子怀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