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严苛的管理并非D所专属。小杰告诉过王磊，自己先在D所实习了一段时间，从清华毕业后，先是入职了另一家精品所S所，而后又跳槽回到D所。他说，自己在S所“受尽折磨”。 在S所工作过的律师陈鸣说，S所多数团队的风格同样是高薪高压。“接受Senior训斥成了工作的一部分”，陈鸣说，这些训斥大到业务方向，小到一个文档的行间距应该如何设置。“任何一项错误都可能指向你不够专业，不配做律师。”有些责骂甚至上升到人格，她觉得，“那不是责骂，简直是一种羞辱”。 小杰去世后，D所发布声明：“噩耗传来，震惊之余，我们悲痛万分。他平和友善的音容笑貌，一直萦绕在每一位同事的脑海之中，挥之不去。我们想念小杰。” 在王磊的记忆中，曾经的小杰热情、健谈，“总是有很多话要讲”“对法律工作特别富有激情”。一篇由小杰亲友们共同写就的悼文也提到，大家眼中的小杰，热心肠而又温柔，对生活充满热爱：他的爱好是台球、跑酷、滑板、滑雪，学生时代会把滑板当成代步工具，因为“拎起来就走了，带着它哪儿都能去”；考研时会带着手摇磨豆机和咖啡豆去教室；毕业后把自行车送给了楼下的保安大叔；工作后常常去周边滑雪和自驾，告诉朋友理想是“退休就买个房车走遍全国”；养了一只小猫咪叫呆呆，还有一只救助来的小狗，叫咩咩。 在这篇文章里，小杰的发小写道：“一个对小猫小狗都这么善良的人，谁又会质疑他对生活的热爱呢？”
小杰离世以后，许多同行表示哀痛、震惊。很少有人指责他“心理脆弱”——多数受访律师在第一时间共情了他的痛苦。在他们的讲述里，律师行业的高压工作和职场PUA，从来不是个例。
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份《律所黑白名单》，这个2万多字的excel表格记录着不同城市、不同团队的实习体验。在黑名单中，团队或合伙人可能存在的问题，包括“骂人极其狠毒，情绪不稳定”“要求实习生加班到很晚，说每天应该三点睡七点起”“业务能力差，逼走主办和扣证是惯常操作”“随时清退实习生，学不到东西”“要求女律师给客户陪酒”等。 24岁的毕业生潇潇刚从黑名单上的一个团队“逃离”。她在老师的推荐下进入这家律所，但试用期间，她的工作几乎被报销、填表和整理文档占满。潇潇记得有一次，自己去进行项目申报，工作人员表示要出具三样证明材料，但带教律师坚称只要两样：“以往都不用身份证复印件，为什么这次就要？”潇潇在营业厅陷入两难，几轮拉扯之后，律师终于在对方下班前提供了身份证复印件。而这一下午时间换来的，是一顿来自带教律师的批评：“时间很宝贵，为什么你总是做无用功？” 每一个实习律师最初要面对的，都是无穷尽dirty work（脏活累活），潇潇也不例外。团队的主要业务是知识产权，审阅上千个商标是家常便饭。“要看无数个相似的商标，汇总梳理，再写进报告里。然而带教律师只会看前几页的结论，最后告诉你，写一个报告而已，怎么用了这么久？”潇潇说，四个月里，她“唯一学会的一件事就是怎么拆分PDF”。
潇潇形容她的这段实习，“每一天都如履薄冰”“随时随地陷入自我怀疑”。一个微小的错误或误解，就可能让她收到合伙人几十条、上百条的私信消息——这也是合伙人登上“黑名单”的原因。 潇潇说，来律所第一天，由于不清楚报销流程，自己就被训斥，“放下你小女孩的娇气”；还有一次，她申请了半天的远程办公，又收到了合伙人几十条微信“轰炸”——最初说“工作强度太大，请假可以理解”，过一会又说，“年轻人不能对自己放松要求，否则人就废了，长出一身懒肉，每天混日子”。自说自话到最后，又同意了申请，“来表示自己很理解年轻人”。 这是潇潇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她说，在工作的前两个月，她也常常想，是不是自己真的能力不够、承受不了律师工作，才会被这样训斥？直到工作几年的朋友告诉她，并非所有律师的工作环境都如此，潇潇才意识到，“很多事情不是自己的错，只是我太小白了，把合伙人的态度和我的自我价值挂钩”。 按照法律规定，律师只有在律所挂职满一年后才能取得律师执业资格证，如果中途更换，就要重新计算从业年限。潇潇本打算在这家律所挂证，可是到第五个月，她还是决定“逃离”，换一家律所重新开始。 她还记得自己刚来这家律所的时候，合伙人和另一位实习生闹翻，在早会上说离职的实习生“不能吃苦”“头脑简单”“成不了大事”，并要求团队内的所有人都拉黑他。“可能我离职以后，也会被合伙人这样对待，但是无所谓了，我只想赶紧跑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