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昍也证实，新人律师被压榨、剥削的现象，在这个行业中普遍存在。
在律师的工作流程里，billable hours（可发单工作小时）是当月表现考核的决定性因素，相当于写给客户的“账单”。每个项目的billable hours在发给客户前要交给合伙人审核汇总，刘昍曾见证一位合伙人将实习生和新人律师的工作时长全部删掉，改动为自己的工作时长。 除此以外，新人律师还要为他人的错误买单。在刘昍团队，通常是中层合伙人制定业务方案，资深律师负责核心内容，剩下的律师负责其余部分，最终向大合伙人汇报。有几次，中层合伙人的方案出了问题，“前面的通宵全部白费了”，但最终加班弥补错误、受到斥责的，却是新人律师们。“（中层）合伙人切断了我们与大老板之间的联系，如果对工作安排不满，或者和他们发生争执，就要面临着被‘告黑状’的风险。” 有律师说，在自己挂职期间，合伙人会以各种理由克扣律师证不发，“想跑路都跑不了”。 在二三线城市，律师们的处境更为艰难。在部分本地律所，新人律师不仅需要处理各种琐碎事务，还背负着KPI压力，应酬酒局难以避免。但他们的工资标准却远低于大城市：陈鸣说，在自己的东北老家，月入过万的律师已经是凤毛麟角，大多数刚入职的年轻律师，薪资只有3-5千，“所以大多数人宁可选择考公务员”。 刘昍记得辞职前的那种感觉：“每天从睁开眼那一刻就开始烦躁，今天、明天、后天都没有盼头。”他知道，自己能做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熬，要么逃。
最终，刘昍选择了离职，告别了使他“饱经折磨”的D所。他想“逃离CBD”，回到老家的西北小城。但回老家做律师，“谁又能保证那不是又一个修罗场呢？” 潇潇离职后，找到了一家薪酬更低、但氛围更轻松的律所。新的合伙人风趣幽默，团队成员也不再“相互甩锅”。但她也很清楚，自己所在的团队“就像沙漠里的一片绿洲”，存在太多偶然和运气的成分。 小雨在“五院四系”中的一所高校就读，本硕期间有过多段律所实习。每一次找实习，“最重要的是四处打听这个团队要不要‘避雷’”。“一是看团队里有没有认识的人，二是看团队的人员流动率和年龄分配。如果只有年轻律师，合伙人下来就是一群小兵，就要考虑一下这个组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不是业务不行，就是合伙人不行。” 这与律所的性质有关。“律所它再高大上，内部的结构也是小作坊，传统的合伙制律所，大家挂在一个律所的title下，但能接触到的几乎只有组里的人。”主管合伙人将直接影响工作氛围，他们既决定业务方向，也决定这个“小世界”的文化。但“人”是最难以预测的因素——“好的特别好，可怕的也特别可怕，一切都像是开盲盒。” 这种小组式的垂直管理，让新人律师既无法内部流动，也难以改变在组内的弱势地位。
小雨说，在“卷生卷死”的法学界，最终能够进入精品所和红圈所的，一定是法学生中的“卷王”。在面试中，这种心态被称作“自驱力”，也是律所招人时重要的考量标准。
但在小雨看来，“能‘卷’赢的一定是那种从小就学习很好的，他们习惯了被赞许和被期待，所以不需要律所去push，他自己就会push自己。” “第二个特点是，他们忍耐力很强，对自己需求的退让和忍耐程度足够高。”小雨第一次进入红圈所实习时，看见所内一半律师用着1L以上的水杯。连续一周下午四点才吃午饭后，她理解了前辈们：“不是真的没有时间接水，只是觉得接水的时间成本高于收益，所以宁可压缩接水的次数，把时间让给手头上的工作。”而这样的高强度忍耐之后，“崩溃就是彻底崩溃了。当你发现自己受不了的那一刻，就是濒临病态或已经病态的时刻。” 而一切的逃离、告别和伤痛背后，“是我们总是低估了环境对人的影响，并且高估了自己。” 小雨今年要开始找工作了。她开始思考自己是否真的适合这个行业，其中最大的担忧是，“我的身体太差了”。在律所实习期间，她开始胃疼、失眠、反复发炎，一场小感冒也要拖十天半个月。 “可是我们又能去哪儿呢？”法学的专业特点，注定了他们能选择的职业实在有限。“要么就考公务员，要么就是去公司做法务然后躺平。前者一样累而且压力大，后者没什么发展。” 另一个难以忽略的因素是“沉没成本”。小雨说，自己学了六年法学，有过三天背完六七本书的“死亡期末”，参加过辩论赛和模拟法庭，申报过各种奖学金，“‘卷生卷死’了这么多年，总觉得要再坚持一下。”小雨觉得，和别人比，自己已经很“幸运”：“一个LLM（法律专业硕士学位）要几十万，还有各种有偿的实习内推、培训课程……律所里有很多人，因为前期投入太多，他真的需要钱把这部分成本cover回来，所以即使待得很不高兴，他也不会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