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别忘了《爱丽丝》中的许多角色与情节都是双关语和其他各种文字游戏的直接结果，如果卡罗尔用其他语言（例如法语）来写作，那结果就完全不同了。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假海龟的形象寻找一种复杂的解释，它为何会那么忧郁用“假海龟汤”这道菜就足以解释了。《爱丽丝》中有许多跟吃有关的元素，这是由于它们是卡罗尔“口唇攻击性”的标志，还是由于卡罗尔意识到小孩都很喜欢吃东西，也喜欢在书中看到吃东西？另一个类似的问题是，故事中为何会有那么多虐待元素？不过，与过去七十年来的动画影片相比，那些情节算是比较温和的。难道所有动画影片的制作者都是施虐狂与受虐狂？这个假设似乎是不合理的。比较合理的说法是，他们都发现孩子们喜欢在影片中看到那种画面。卡罗尔是个技巧高超的说故事者，因此我们相信他也会有类似的发现。重点不在于卡罗尔是不是个神经质的人（我们都知道他的确是），而是在于，有些人可能认为这种给儿童看的充满胡话的幻想童话故事是精神分析洞见的丰富来源，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种故事里有太多象征符号，而这些象征符号又有太多解释方式了。
读者们如果对关于《爱丽丝》的充满冲突的各种精神分析解释有兴趣，会发现本书最后的“主要参考文献”中列出的资料很有用。就精神分析诠释这方面来说，纽约的精神分析师菲莉丝·格里纳克对卡罗尔进行的研究是最出色与最细致的。她提出了许多极为精巧的论证，而且很可能所言不虚。但是，我们希望她说的并不正确。卡罗尔曾在信中提及，他父亲的死是他“整个人生中受到的最大打击”。红心王后与红王后是《爱丽丝》中最明显的母亲象征，但她们都是无情的角色；相反，红心国王与白国王（两者是父亲象征的有力候选者）都是很友善的人物。然而，我们大可以对这种诠释进行镜像颠倒，主张卡罗尔有未解决的俄狄浦斯情结。也许，他把小女孩当成母亲，所以爱丽丝自己才是真正的母亲象征。这就是格里纳克医生的观点。她指出，卡罗尔与爱丽丝之间的年龄差距和他与母亲之间的年龄差距差不多，而且她很肯定的一点是：“这种把未解决的对母亲的爱恋倒转过来的现象是很常见的。”根据格里纳克医生的说法，扎勃沃克与斯纳克都是“原初场景”（精神分析师仍然坚持这么称呼）的屏蔽记忆。或许如此，但疑问仍然存在。
我们可能无法进入查尔斯·勒特威奇·道奇森（编者按：刘易斯·卡罗尔的原名）的内在世界来解释他的怪癖，但他生平的外在事实倒是众所周知的。道奇森在牛津大学的基督教堂学院居住了将近半个世纪，那里也是他的母校。在那期间，他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担任数学教师。他上课缺乏幽默感，使人觉得无聊。他没有为数学做出什么重大贡献，尽管他提出的两个逻辑悖论刊登在了牛津大学的《心灵》期刊上，触及了如今被称为“元逻辑”的困难问题。他那些关于逻辑与数学的著作写法奇特，里面有许多有趣的问题，但都只是些初等问题，如今已经很少有人会去读了。
他外貌英俊，但并不对称——也许就是这两个事实让他对镜面反射那么感兴趣。他两边的肩膀一高一低，微笑起来嘴巴有点儿歪斜，两只眼睛的蓝色也有深浅之别。他身高中等，体型瘦削，总是维持着僵硬的挺直姿态，走路时的步态不太平稳。他一边的耳朵是聋的，讲话的时候会结巴，上唇颤抖。尽管被威尔伯福斯主教任命为会吏，但他因为有言语方面的障碍，所以很少上台布道，后来也没有进一步成为牧师。他的英国圣公会立场无疑很深切真诚。除了无法相信永罚（eternal damnation）的存在，他接受教会的所有正统观念。
在政治立场方面，他是个保守党人，敬畏勋爵与贵妇，对于社会地位不如他的人往往表现得很自命不凡。他反对舞台上出现亵渎的言语和挑逗的对话，而且他始终没有完成的一个计划就是进一步删改鲍德勒（Bowdler）版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使之适合年轻女孩阅读。他打算把一些就连鲍德勒也觉得无害的段落删去。他是个很害羞的人，出席社交聚会的时候可能枯坐几个小时，完全不与人交谈，但是只要与一个孩子独处，他的害羞与口吃就会“悄悄地突然不见”。他是个单身汉，过着平静又快乐的无性生活，为人挑剔、古板、拘谨又古怪，待人友好温柔。“奇怪的是，我这一生未曾遭遇过任何磨难与麻烦，”他曾写道，“因此我毫不怀疑我的快乐是某种被托付给我，让我‘占有’的天赋，使我在老师回来之前，能做一些让别人快乐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