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生育来自于身体的病痛。今年70岁的曼特尔，一生都在与自己的身体斗争，在《气绝》中，在“三部曲”中，无不揭示了与身体抗争对她世界观的持续影响。她说：“如果你像我一样，在27岁时就做了子宫切除手术，你就会把没有孩子、提早进入更年期这些事儿想明白了，因为一切都是灾难性的。”
从青春期开始，曼特尔便遭受痛经、大量出血的折磨，被奇怪的疼痛折磨。她去求医，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妇科医生大多数是男性，他们认为她的病因是精神问题，开了抗抑郁和治疗精神病的药物打发她。每种药物都会产生副作用，医生的办法是开出更多的药物，造成更多的副作用，她陷入恶性循环。“我意识到女性和医学界打交道有多么艰难：她们的痛苦没有得到缓解，她们的诉求没有被听到。人们总说，她抱怨太多，她话太多。所以，我认为女性的身体是一个写作主题。我不希望人们认为我老生常谈，但这确实是一个阴影。”
病痛为曼特尔的生活投下过阴影。她和丈夫杰拉德·麦克尤恩（Gerald McEwen）16岁认识，20岁结婚。1974年她写出《一个更安全的地方》，被出版社无情拒稿。长期服药让她产生吗啡幻觉，恍惚中看到马戏团演员坐在她病床边不停地抽烟。她向精神科医生问诊，大夫诊断的结论是，“由过度野心引起的压力”让她疼痛，建议她停止写作，找一份别的工作，比如去服装店当售货员。她真的去了一家百货公司，在时装部工作，午餐时间她不吃饭，步行15分钟去图书馆看各种史料，为写作做准备。
麦克尤恩学的是地质学，1977年他在博茨瓦纳谋了份差事，曼特尔一同前往，在博茨瓦纳生活了5年。在非洲，曼特尔的身体状况仍然没有好转，通过查阅医学书籍，她判断自己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她实在无力承受病痛，回到英国做了手术，切除了卵巢、子宫以及部分膀胱和肠道。她和丈夫都很年轻，生活被扭曲，接下来如何面对可能要持续终生的疼痛和疲惫，如何走出生育困境，他们茫然无知，于是离婚了。两年后，他们发现对方仍然在心中占有重要的分量，两人复合，此后一直共同生活至今。复婚后他们去沙特阿拉伯生活了4年。
疾病使正常的生活、工作变得不可能，“缩小了我的生活选择，也缩小了写作范围”。曼特尔一生服用药物，激素导致身体从不足百磅激增到她无法辨认自己的程度。她自嘲，好在留下了凶猛清醒的头脑，更强化了一向活跃的感官，并让她更加站在弱者一边，把生活看成是一场需要付出全部勇气和意志的斗争。
曼特尔在《遇见魔鬼》（Meet the Devil）中写道，手术后她在病房里，笔记本总是触手可及，随时记录种种幻觉和真实，用笔写下疼痛。她认为在纸页上表达“病痛”太有必要了。病床上的笔记本象征着一位妇科疾病患者的过去。有女性写作之后，几百年来女性创作者极少在艺术和文学作品中表达自己的痛苦，这件事往往由男人代劳了，苏珊·桑塔格称男性写的是对痛苦的“情感幻想”。男性作家写的小说反映了一种医学角度的理解，即女性身体天生虚弱，无法可靠地表达任何程度的疼痛。19世纪的医生甚至建议女性不要阅读或写作，担心这会恶化疾病。因此，曼特尔的医生归因于精神，出自历史的偏见。
历史的偏见认为，女人的身体存在于沉默中，而不是大声说出来。童年的境遇让曼特尔成为坚定的反传统者，而身体的变形，无论是字面上的还是隐喻上的，则成为她一生的写作主题。她在历史小说中表达了她对女性身体的关注，尤其关注王室女性的身体在历史上的地位。
在英国，成为真正的名人有一个标志，你是不是偶尔或者经常被王室召见，出现在王室举办的宴会、派对上。曼特尔受封大英帝国爵级司令勋章（DBE），显然是达到了这个“成名线”。但她对君主制持激烈、甚至不乏极端的批评立场。她说：“君主制作为一种制度，受欢迎的程度让我感到困惑。我不想认为人们天生就有奴性，……在共和国里，我可能会呼吸得更舒畅。”
2013年，《伦敦书评》杂志在大英博物馆为曼特尔举办了一次演讲，题为“王室的肉身”（Royal Bodies），演讲内容是公众视线里的历代王室女性。她说：“皇室宫廷里充斥着太多混乱、不堪的淫秽生活；女人们只是由同一张面孔、四肢和器官组成的人而已。”至于登基后的白马王子，他对女人也并没有什么浪漫的想法，只想着她尽快给自己生个合法的男性继承人。在谈到英国王室的新代言人凯特王妃时，她说，凯特是为王妃的角色所遴选出来的，因为“她无可挑剔，有着所有人都羡慕的消瘦身材，没有怪癖，也没有个性出问题的风险”。凯特王妃是“为繁衍后代设计的”，是“没有独立人格的橱窗模特，只取决于她穿着什么，有完美的塑料笑容……迄今，她的唯一意义和目的是生孩子”。她的身体被视为公共财产，重复着都铎王朝女性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