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成都周边的郫县为例，郫县，四川人称「银郫县」，就是夸它富裕。全县有水田三十万亩，产粮2亿斤，一年田赋正额8万元，算下来平均土地税赋确实不高，也因此郫县被军阀们从一只凤凰硬生生撸成了叫花鸡。1918年到1923年的郫县被刘存勋的第三军占领，刘军长比较「克制」，只预征了三次，收到了1927年。
1924年第三军「西征」，郫县就落入邓锡侯的第二军手中。从1924年到1935年 十年时间，邓锡侯一共征收了64次正税，算上前面第三军收的3次。郫县的税，已经收到民国81年，也就是1992年，其中有19年的预征税是1933年和1934年两年内被征收。原因就是邓军长先参与了二刘大战，第二年又进攻川北红军根据地，结果被打得灰头土脸，只好从「穷鬼」手上捞点油水，好在郫县经济基础好，社会秩序与农业生产一直能勉强维持，农民「造反」的次数不多，还曾被嘉奖为「模范县」。
前面我说过四川粮税低，这是大清基层管理能力弱的结果。后来地方军阀每年多收个几倍，听起来好像问题不大，但军阀是一个没有下限的物种，比田赋正税预征更可怕的是田赋附加税，一个县能收多少附加税，完全取决于当地军阀想象力有多「奔放」。不少县城的附加税多达三四十种，包括但不限于地方费、学费、自治费、司法费、车马费、工本费、票据费、县志费、公安费 建设费 教育费等等等等。当然，还有剿赤费。
如果你想象力不够丰富，编不出好听的名字，也可以直接收个杂费。一开始 各地军阀还会绞尽脑汁，想个看起来像样的名目，能要点脸还是要点脸的。但到了军阀混战的后期，那各路军阀就已经摊牌了，不装了，我就是来抢钱的，我随便给你想个名字，你爱要不要吧。比如川军第二十一军，他们发明过一种「感情捐」，这个税是用来做什么的呢？二十一军发言人对此表示「以为军民须联络感情 因而收税」。
黄炎培曾统计过四川各地的附加税，发现很多地方附加税的数额，已经达到了正税的二三十倍。最夸张的四川雷波县附加税能够是正税的73倍，这还只是军阀自己公开的数据，真实数字只会更高，以至于连郫县这种富裕的地方都支撑不住。
1927年 郫县县长公开贴出告示：「谁交不齐税款，那就割人肉来补偿 」。南江县县长还曾说过「杀人可恕 欠款难容」，别说普通农民，很多中小地主都纷纷破产。按照四川的传统，地主收租是从农民手上收谷子，然后自己拿去换钱。因为粮价波动大，地主可以囤积粮食赚差价，但面对一年收十几二十次税的军阀，这批地主根本凑不出现银，只能先低价抛售粮食扛一段时间，扛到最后扛不住就只能抛售土地。而在这个时候，还能有余力收购土地的，就是作为军阀代言人的黄四郎们。
在民国年间的四川，像黄老爷这样的人会被称为「伟人」，而伟人「例不纳粮」，他们的税 由「非伟人」，也就是普通农民分担，这被叫做「飞粮」，意思就是把「伟人」的粮税飞洒给了周围各地的小农民。除了不交税外，黄老爷们和中小地主最大的区别，就是有武举老爷与团练，必要的时候 还可以动用武力确保农民不会吃掉他们的税粮。要是有需要，还能帮刘都统们做一些他们懒得干脏活累活。
我在翻看四川文史资料的时候，看到过一个「趣事」：四川宜宾江安县有个农民叫万义和 他因为实在交不起税就对当地征收局说「我每年收谷十二石，全部卖了都不够缴税，不如我把土地上交给国家吧」。对此，当地征收局在经过反复讨论后正式回复说「查粮税为国家正供，纳税为人民义务，不允许你搞这种事情」。像万义和这样的农民，在当时的四川比比皆是。最终的选择也就是把田契往大门上一贴，自己收拾仅有的家当离家出走，而能做的选择要么就是逃去外省，然后大半概率半路饿死。要么干脆参军，斗不过军阀，那就加入他们，趁年轻，命还值钱。
民国二十年以后，四川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字面意思的十室九空。剩下的人也无非就是在炼狱中聊度余生。根据当地记录，1934年合川县六十万人口已经有四十万吃不上饭。重庆酆都的同德镇一共两万三千农民，一半人虚弱到举不起手来，鬼城之名名副其实。因此 如果你出生在民国十五年以后的四川，那你想找老婆是一个不需要考虑房子和车子的事情，只要你有足够粮食多养活一个人，你就能走到路边上自己从地上捡一个，是真捡一个，不是修辞手法。这是因为破产农民实在太多，导致卖女儿市场都竞争激烈，最终导致卖女儿的时间成本太高，还不如直接扔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