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蔡凌看来，能撑下来很不错了，公司也能每个月都准时“出粮”（发工资）。
除了日夜经营的档口主人有切身体会，保安王正新也目睹了行业变迁，他在这里已当了十年的保安。
在行业大环境和整体大背景的双重变化下，王正新的工作内容也有所改变。在没有微信支付的时候，抓扒手和小偷是主要职责。后来线上支付和直播电商出现了，各个档主时常发生纠纷，需要进行调停。
在商场大堂，贴有一张催缴欠费通知单，负二层拖欠6个月以上水电管理费的商户有46家。
“以前遇到没交管理费或水电费的，直接安排人上门。现在哪还用呢，人家实在交不起，催也没用。”王正新说。
中午过后，新中国大厦的人流逐渐减少，档主们三点开始收拾，四点清场。“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个时候正是位于流花商圈红棉国际时装城的“主场”时间。
和十三行稍有不同，红棉国际城以高档品牌批发为主，也是十大服装专业市场之一。
位于广州火车站附近的红棉国际城过去占据着客流的黄金地段，但这一优势在疫情后却逐渐变成了劣势。“周围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客人就不敢来了。”经营全品类女装的余婷表示，“做服装这一行最重要的是流动，买手、销售、物流要动起来。拿货的人少了，整体下滑也是必然的。”
9月22日，界面新闻大湾区频道记者来到红棉国际城走访，一至三楼仍有人气，但四楼以上客人寥寥无几。
“刚好前几天广州火车站有病例。当时有两个客人在看货，一听到我们这边变成黄码，马上溜了。”方仕坚说，他在红棉国际城经营男装牛仔下装。比起疫情之前，店铺订单量下滑三成左右。
红棉国际城运营方总经理卜晓强告诉记者，红棉国际城，包括整个流花商圈，客流量有大幅的下滑，“现在的客流，相当于疫情之前20%-30%左右。以前每天都有10万人次，火车站的广场人挤人。”
好在人流的暂停并没有带来毁灭性打击。作为行业的国家标杆市场，红棉对商户设有一定门槛，“不是只要给钱就能进来做生意。”入驻商户注重品牌培育和推广，有一群“忠实拥趸”，抗击打能力更强。
卜晓强提到，商户的熟客占比达到70-80%，因此生意整体较稳定。整体出租率从九成多下滑至六成多，被淘汰无法继续经营的档口比例不大，大概在15%左右。
余婷的女装店已经经营了十多年，以内销为主，自产自销，整体销量下滑二至三成。
“这个场地表现还挺稳定，信心也还是有的。”店里有十多个员工正忙着下单、包装，从短袖到毛衣堆满了铺面。“商城的管理很人性化。疫情发生后马上减租，去酒店隔离还有补贴。下面设有专门的消毒区域。”余婷提到。
从红棉国际城四楼往上，整体装潢更像购物中心而非批发市场。每个店铺都有自己风格的装修，门店招牌和装饰品各有特色。主打快时尚品牌的红棉一个星期能上66个不同款式。
九楼目前也在准备装修阶段，打算打造为“千店千面”，每一个档口有一种装修风格。
虽然行业整体按下暂停键，但卜晓强认为，广州的整体市场依旧比较稳定，“这三年确实是锻炼人。”随着档主注重品牌的打造，批发市场的生命力也在增强。
通过今年的订货会，方仕坚的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3%。不过回款却慢了，“大家做生意都是双向的，我们也要考虑到他们，以前就是订货给钱，发货就给钱，现在不是了”。
利润空间也有所减小。以前一条裤子赚35块，现在就剩十多块甚至更低。前两天，方仕坚刚追回一个8000条裤子的订单尾款，算下来一条裤子只赚4.37元。
隔壁的白马服装市场也同样“遭殃”。2019年以前，进白马租档口还需要交“保证金”，月租金达到十几万，现在只收800块钱一平方米的管理费，也依旧面临出租难的问题。在一楼大堂，“旺铺招租”的牌子摆在显赫的位置。
“其实白马的生意从疫情前就开始下滑了，这边的档口很多没有工厂，货不是自己做的。”黄柯彤说。她主营女装，自2000年开始做服装生意。但去年也选择撤掉档口和工厂，“没有客流，守在档口其实就是守株待兔。”
下午六点，红棉国际时装城将近打烊。部分关铺的店主和一早“下班”的十三行档主将去往同一个地方——红棉中大门。
这个位于海珠区的纺织面料产业园承载着整个广州面料的供应链，布料集中，款式齐全，几个大型批发市场的下单、补单、设计都在中大门完成。
